哲学范畴观和语言学范畴观的发展与融合

通过梳理哲学范畴的发展脉络,讨论哲学范畴观在语言学中的转向,对语言学范畴观的理论内涵以及相关术语意义再做深入分析,并对“范畴观”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差异及交叉点进行了研究,梳理哲学范畴观对语言学的影响,厘清了语言学领域关于“范畴”相关术语的内涵。

模糊集范畴

在模糊集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模糊集组织成一个范畴,相应的范畴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一问题自Zadeh引入模糊集的概念之后,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简要介绍2个具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其一是由Goguen提出的Goguen范畴,其二是受topos理论影响发展起来的Q-集理论.这2种方案差异很大,Goguen范畴把模糊集的隶属函数看作一个集合到单点集的模糊关系,因而2个模糊集之间的态射就是2个集合之间满足一定条件的模糊关系;Q-集范畴则把隶属函数看作类型函数,因而2个模糊集之间的态射就是2个类型函数之间满足一定条件的模糊关系.这2种方案的共同特点在于充分利用逻辑值域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模糊集理论区别于其他数学分支的一个基本特征.

“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

《民法总则》(草案)第108条将“数据信息”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虽然该规定最终未获通过,但却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热议,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的讨论方兴未艾。根据“信息链”理论,事实、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之间是呈现一种由下至上逐步提炼加工的链式关系,数据与信息、知识、情报之间依次包含。但数据并不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若将“数据”整体直接纳入知识产权客体的范畴,会冲击已有的权能和体系,影响知识产权客体家族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应对数据进行分类保护,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之上,增设数据产权保护模式,数据主体就个人原始数据享有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企业就其加工处理取得的衍生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企业这种财产权利取得的门槛低于知识产权取得,不必要求独创性、创造性或显著性等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宜采取弱保护模式。

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成事之要”。“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范畴·规律·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诠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文化图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凝结,创造性地解答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之问”。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在概念范畴解读中明晰其演进脉络,总结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概念群、范畴群,立足世界文化学术坐标体系以互学互鉴、交流提升,打造融通中外的文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要在遵循文化建设规律中进一步检视其精髓要义,不断深化对文化及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守正创新,强化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自强。要在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厘清其逻辑理路,在原则与路径、形式与内容、实质与目的、使命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昭显其结构明晰、层次分明、观点科学、逻辑严密的特征。这三重诠释整体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广度、阐释深度、影响力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与体系化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范畴既有从探索提出到形成确立的逻辑演进过程,也有从简单范畴到范畴体系的逻辑展开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标识性范畴,但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身也包含着一系列标识性范畴,这些范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说服力和影响力,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基石和理论基础。提炼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是构建具有学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和必要环节。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基本特征、主题范畴与展望

目的/意义梳理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现状,把握研究动态、拓宽媒介视角。方法/过程系统搜集国内外文献,运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其发文趋势、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主题范畴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结果/结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广泛应用于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中;老年微信用户和公众号功能成为热点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主题可归纳为健康信息使用行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息传播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4个范畴。未来应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细分研究对象、厘清主题内涵及外延。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档案学先后经历了探索期、发展期和创新期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厘清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学科内核和学理内涵,是保持学科独立性、提升学科话语权、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必需之举。本文结合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内容,总结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四个基本范畴及其十六个核心命题,并阐释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四个基本范畴中,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是学科的逻辑起点,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是学科的立足之道,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是学科的生存之基,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总结归纳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有助于更新和延展学科内涵,使档案学以全新的面貌立足于学科之林。

《古文观止》英译的非语言范畴转换研究

汉英对照《古文观止》(Ge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是《大中华文库》工程项目,是国内外首部英译全本,全书四册由文言文、白话文、英文三部分构成,内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转换认为翻译是源语到目标语范畴的动态转换过程。在翻译范畴转换中,翻译转换的范围和内涵也由单一的语言范畴转换扩展为语言范畴和非语言范畴的两层面转换。本文借助范畴转换中的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探究了《古文观止》英译中的范畴对等、范畴错位及范畴空缺关系及其相应的范畴转换模式,并探析了其转换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的操作机制。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典籍的翻译研究,挖掘其作品内部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论《孟子》逻辑学的范畴与原理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孟子完全不同意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观点,但为捍卫孔学儒术,争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辩中制胜论敌,他并不排斥从墨学宝库中撷取墨子的逻辑利器和辩论技艺,创造性地发挥墨子总结的争鸣辩论形式、规律与方法,这也充分证明了逻辑知识的学派超越性与普遍工具性。从本质上说,逻辑学乃是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共同运用的认知工具和思维利器,与世界性基础学科的普遍工具性殊无二致。

从天涯比邻到天体比邻:科幻电影美学新范畴

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寄托了让真挚情感超越空间束缚的心愿。现代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逐渐抚平了传统时代因为距离遥远而萌生的惆怅。科幻电影进而在幻想未来科技应用的过程中揭示了“天体比邻”的意蕴。古人对“天涯比邻”进行过多种阐释。相关思路延伸到科幻电影构思中,形成了有关“天体比邻”的三类九种创意,即着眼于人的宇宙志向开拓、地外生物入梦、星际联系建立,着眼于物的交通工具改进、理念投契证明,着眼于事的艺术技巧创新、移民文化投射、怀旧情感抒发。作为科幻电影美学的范畴,“天体比邻”不仅可用以诠释相关影片的审美心理,而且可以作为科幻情境下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范畴起作用。

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与统合方式

数字立法是新兴领域立法的重要方面,基本范畴是数字立法的逻辑起点。数字立法基本范畴从目的论、对象论、方法论三个方面,为数字立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目的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逻辑同构以“人本回归”为核心,以数字身份、数字契约、数字人格三元结构为基础,从不同单行立法之间的逻辑关联出发,为数据风险、信息风险、算法风险治理制度的衔接奠定理论基础。在对象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以数据、信息、算法三重社会关系调整为核心,形成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这一分异结构反映不同立法范畴之间的逻辑差异,奠定数据、信息、算法区分立法的理论基础。数字立法方法范畴的逻辑发展,从立法体系与范畴体系的内在对应关系出发,形成数字时代的赋能授权、私权规制、权利构造逻辑,推进数字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社会私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平衡。数字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以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与逻辑同构为脉络,以数字单行法向数字基本法的进阶为支撑,分阶段、分步骤推动数字法律制度的多层次协调,形成数字行为法、责任法、程序法的协调发展格局,推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算法安全评估程序等规范的衔接,促进数字私益、数字公益、数字众益等价值衡量机制建设,实现数据安全审查、信息合规审计、算法合规审查等法律制度协同。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中国画品评中的避忌范畴探赜

中国画论中,历代画家、理论家们探讨的避忌范畴极为繁杂,本文立足于品评标准,将其归纳为“有形病”与“无形病”二类,而“陋劣中有至好”,避忌范畴多具有向正面范畴转化的可能性。论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中国画品评中具有代表性的避忌范畴作大致的梳理探析,并揭示其本质特征。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跨文化营销传播:商业传播的重要研究范畴

人类的交往需要构成人们进行各种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无论是精神交往需要还是物质交往需要,都围绕传播的重要内涵即人与人、人与其他社会要素间的关系展开。当我们将这一需要置于商业环境中,便形成了商业传播。有学者指出商业是引导商品和服务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通过交换满足需求和需要是商业的核心。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商业传播理解为商业主体间通过商业信息符号和意义的互动,满足商品交换的传播行为和手段。

论时态与限定范畴——以监利赣语的句末词“在”为例

湖北监利赣语的句末词“在”只能出现在表示静态持续意义的句子中。这些句子必须是根句或是带有时间状语的关系子句,不能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句末“在”对谓语动词有两方面的语义要求。首先,谓语动词必须是自主动词;其次,谓语表达的情景体必须是静态的、持续的、无终结点的。监利赣语的句末“在”既不是句末语气助词,也不是句末体貌助词,它是限定范畴的标记,具有说话者属性,可以通过引入说话者来锚定说话时间,帮助句子获得时间解读。

《资本论》范畴学研究:由工资恶到工资镜——阶级、统治、剥削与拜物教

工资绝非纯工具的经济形式,作为雇佣劳动生产制度,其内在解析式是“生产形式—经济形式”。阶级属性第一,统治属性第二,剥削属性第三,拜物教属性第四,构成工资一般的理解结构。工资的幽灵在于主体统治,由此带来主体危机。从最为广泛的主体统治内涵逻辑看,工资的成长时空是使用价值两仪——价值形式两仪,从而决定商品两仪(唯物史观主体逻辑)是资本工资的认识论基础。《资本论》工资范畴学的要义为:以算法工资为主体范畴,从中分出工资恶和工资镜,明确价值的社会形式及其镜像形式的机理联系;复以雇佣工资为资本工资形式的经济范畴,在“一体两面”及多重规定基础上科学阐明阶级工资与市场工资的现实统一,落实工资的具体运行。既非工具论,亦非收入论,而是和生活资料所有制有关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马克思工资术语的特殊性由是得以解蔽,价值形式批判功能从中得到弘扬。从处于资本关系中的工资形式到生产方式批判的工资一般,《资本论》工资范畴所展示的理论意蕴是唯物史观主体论:作为被约定的“主体之事”和“阶级之事”。在数字时代,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对视上升为使用价值与价值形式两仪统治功能的整合,这分明为工资一般结构维度的解说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