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姿态与境遇

《从牯岭到东京》与《读〈倪焕之〉》是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标志性文章,其中的申辩与诤言既表述了他的文学理念,也显示了他与革命文学阵营信念相同观点却不尽一致的基本立场。这种独立姿态使他陷入了不被阵营所认可的尴尬境地,他努力求取理解却换来了更加无情的推拒。茅盾的这种姿态与境遇堪可看作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规训与重塑——革命文学论争对茅盾文学观念转变的深远影响

1920年代末茅盾在与太阳社、创造社诸君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既有所辩驳与坚持,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妥协和退让。在此过程中虽然从内心深处茅盾对论敌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在论敌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激进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压抑性力量,开始有意无意间接受起革命文学思想的规训,并因着这力量的迫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重塑",最终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左联"时期诸多论争的态度上,也涉及到文学批评和《子夜》等小说创作之中。

革命文学的命名、论争与茅盾《文凭》的翻译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先锋派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命名和论争实质上是对文学场内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对革命文学设定的规范及对茅盾小说的评论使茅盾主动参与这场论争,体现出茅盾在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稍后翻译俄国作家丹青科的小说《文凭》则是茅盾为推出文学范本,挑战先锋话语、重新阐释文学规范并摆脱身份危机所作的努力。

从文学场视角透视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革命文学论争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所创作的小说问世之后,既受称赞也招非议,自《从牯岭到东京》一出更是掀起轩然大波,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遭受围攻的另一对象。这场论争绝非仅限于单纯的革命文学观念的讨论,究其实质,在其背后隐现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这一角度入手详致辨析有助于揭开论争的真实面目,使我们对这段聚讼纷纭、掺杂不清的文学公案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茅盾文艺思想初探

一九二八年至“左联”成立前夕,我国经历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同鲁迅一样,茅盾也卷入了这一论争。他在《回忆录》中,曾简洁地说明自己在革命文学论争时的态度:“对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盛行的这种‘革命文学’的公式,我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的,……我的这种态度很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认为我是从‘右’的方面来贬低或否定‘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对于茅盾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过程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茅盾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就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作一蠡测管窥,权当引玉之砖。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茅盾创作——由茅盾的小说《蚀》《虹》说起

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鲜明地体现着"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思想,他的小说作品熔铸了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的情绪,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的梳理和反思,成为茅盾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革命文学"论争后期,茅盾的创作视角不再拘泥于小资产阶级,而是向工人、农民和民族资本家等拓展,展示出更深广的主题和丰富的时代性。

“革命文学”论争与茅盾的革命文学话语再造——以1928年前后茅盾的政治和文学思想为中心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上,茅盾"一直是站在先驱者的行列",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着革命话语的论争以及左翼文学不断推进。1928年前后,围绕着茅盾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性问题的论争成为了"革命文学"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留声机"概念和"创作哲学"是这一时期论战双方进行思想"落伍"与否论争的两大关键性话语,而研究者对此的挖掘和阐释还不够充分。重新审视茅盾1928年至加入"左联"时段政治、文学思想的流变,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处境进行观照的有效视角,也是厘清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发生发展"前史"的必要考察。

试论茅盾与“革命文学”论争

一九二八、二九年间,我国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创造社、太阳社之间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但对“革命文学”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鲁迅和茅盾的参加论争,并不是联合行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

革命文学论争之话语革命问题

话语革命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论争,是文学话语的革命性转换。革命文学论争的斗争性形成了论争话语的敌对化、策略化、阶级符号化等特征,促成了文学话语最终的革命转型。革命文学论争是当时社会革命形势催生的产物,其论争目标、成员构成等因素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话语革命转型的必然性。其本质是深层言语思维的对立,由此形成了叙事上的暴力美学观念、人物塑造上的英雄形塑原则、情节建构上的二元对立矛盾设置、语言上之阶级斗争化等一整套相应文学规范,并对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过程考述——兼论后期创造社五位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在1928年上半年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一论争的面目长期以来都模糊不清。通过考察这一论争的经过,对"革命文学"论争发起阶段的具体情形,比如中国共产党与这次论争的双方在最初的互动,可获得更确切的认识。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

在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后期创造社的批评活动一直被视为极左路线在文艺上的体现。在这一基本的预设之下 ,其有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主张 ,也仅被简单地理解为在“福本主义”影响下为争夺文坛领导权在词句上的标新立异。本文通过对卢卡契“异化”(“事物化”)概念在2 0年代中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面貌的发掘 ,重新讨论了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超越意识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区别于“无产阶级情绪”“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内涵 ,并通过李初梨在与郭沫若的论争中的具体运用 ,重新勘测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分野。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

1928-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身处危机时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党的文艺制度的生成既有自身谋求文艺领导权、知识分子推动社会革命的主动因素,也有迫于政治斗争、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的被动因素。党在这一时期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在制度理念上确立了“宣传”“实践”“组织改造”3个基本的规范性指向。1929年,党专门领导文艺文化的组织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党的文艺制度的初步成型。党此时对文艺力量的重视与文艺制度的快速建设,显现出超前的文化眼光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党对文艺与社会现实、政治斗争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理解,构成其文艺制度的理论前提。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有外来观念的影响,但更多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并不断随其变化而调整,这是其文艺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效能且能高效推动文艺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原因。

论"革命文学"论争的向度

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因时代观、世界观、文学理论观的不同而引发的文艺观念之争。在论争的主要方面,即时代与文学、文学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审美作用之间,论争的参与者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向度———单向的极化特征与双向选择时的"左"倾性、宽容性与前瞻性。造成向度歧异乃是受当时的文艺、政治思潮影响,论争各方看文学的角度不同,从而造成对文学本质属性理解的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分歧是个人的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不同造成的。

新文学裂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鲶鱼效应”与鲁迅的抉择

2 0世纪 2 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创造社和太阳社以“福本主义”为指导所作的倡导和引起的论争 ,既因理论的谬误与鲁迅之间在文学的特性、阶级论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新文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也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 :激励鲁迅一反孤独与沉寂 ,并在深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鲁迅由此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 ,对于指导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鲁迅

左翼文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坛的兴起缘由是多方面的，而1928年发生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及创造社、太阳社同人对鲁迅的攻击，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它是左翼文学在中国兴起的关键原因和基点。

革命文学论争根源之探析

本文在史料的搜集检阅基础上,力图还原1927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具体情境,以进一步探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文学论争产生原因,并力图对各方在论争中表现的行为动机进行细致的分析,进而指出论争不能深入的根源所在。

从文学到政治:中共介入革命文学论争的现实考量

20世纪的核心词汇是"革命",军事革命、政治革命、思想文化革命,"革命"的张力大到不仅可以改变政党政治形态,还能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领域的另一场革新。革命风起云涌的变幻在影响着政党的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状态和职业命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在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时刻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重新审视,应该说,文学顺应政治情势在当时已是不可阻挡,中国共产党介入革命文学论战有其现实的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