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从“大传统”到“小传统”——以《茗洲吴氏家典》对朱子《家礼》的诠释与实践为例

在徽州地区,很多世家大族的族规家法都是依照《朱子家礼》而定,清代休宁吴氏即是如此。休宁吴氏在《茗洲吴氏家典》中,特别在"祭礼"方面,于族规和祭祀仪节的规定上,展示出徽州地区宗族对《家礼》的自我诠释与实践,贯穿了对传统"孝道"的重视。对此进行考究,可以看出其从区域文化"大传统"到家族日常"小传统"的具体转变。

《茗洲吴氏家典》研究

《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古代徽州具有代表性的家礼文献,在民间家礼文献产生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典》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为圭臬,力求将理学精髓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忠、孝、节、义规范以及冠、婚、丧、祭等诸礼礼制和仪节,达到齐家睦亲、社会有序之目标。剔除其中封建糟粕部分,《家典》对现代道德文明、礼仪文化的塑造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家典》的当代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礼仪文明塑造应上承古礼又"宜于俗",道德养成应落实于家庭日常生活仪节,家国兴旺应以教育为达道,行事为人应立品为先。

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从《文公家礼》到《茗洲吴氏家典》——论徽州乡绅的礼仪实践

中国传统礼学的发展,在唐宋以后呈现出由公礼转向到家礼的态势,主要在于国家层面的典章制度之礼如《唐开元礼》、宋《政和五礼新仪》等,逐渐融入士庶家礼的仪节之中,出现了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等注重冠、婚、丧、祭等私家仪节的礼书,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古训,甚至出现了经礼式微而家礼兴盛的局面。特别是明代《性理大全》的编纂,将朱子《家礼》纳入其中,使得《家礼》原本为士人之间私相传授的家族礼书,一变而为"官修"的政治经典礼仪,成为影响明清以后家礼传播的权威文本,同时也使得明清礼学转为通用和世俗化。

《茗洲吴氏家典》的尊朱思想与礼仪实践

《文公家礼》(以下简称《家礼》)自问世以来,逐渐成为徽州社会的日常礼仪规范。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心学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世俗社会礼仪中的佛、道之事和各种奢靡陋俗也随之兴起,《家礼》也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维护儒家礼仪的纯正,坚守乡贤朱子的礼治思想,休宁茗洲吴氏家族自觉承担起儒家士大夫的职责,以一族之力,耗费近百年的时间编撰《茗洲吴氏家典》,继承了朱子"礼即是理"的思想理念,实践着冠昏丧祭的日常礼仪活动。如果说《家礼》是朱子施行"礼下庶人"的规划章程,那么《茗洲吴氏家典》则是明清底层社会对《家礼》的传承发展与践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