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茶栈经销实态研究——以江氏茶商账簿为中心

五口通商后,兼具贸易与金融功能的口岸茶栈成为近代茶叶外销的重要一环。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账簿记载了清末徽州茶商江氏一族往来徽州与上海之间经营外销茶的情况。通过解读这批商业账簿,可以发现清末上海茶栈向江氏茶号提供平均占其年度总资金40.72%的款项,且具有较强的时序性与针对性。茶栈藉此构建起有效的箱茶供给渠道,并控制后续经销环节。通过拆分销售的方式,各茶栈将运输至上海的箱茶售与不同的洋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费用虽由茶栈收取,却实际流向了茶栈、洋行与其他机构。在未计算放款利息的基础上,茶栈经销每帮箱茶的实际收益可占茶价的10%以上,虽不及后人所诟病的20%,但亦获利不浅。江氏茶商账簿所呈现的上海茶栈在放款、运输以及销售等主要经营环节的实际形态,为进一步了解口岸茶栈的贸易方式与规制以及徽州茶叶出口提供了可能。

商业网络、信贷约束和低质量陷阱——从茶栈放款制度看近代上海茶叶贸易

凭借商业网络、专业知识等优势,上海茶栈设计了适合近代中国商业习惯的放款制度,使金融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对外贸易中,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放款风险。但茶栈放款也引致一系列负面影响,茶叶质量低劣程度加剧是其中之一。为攫取利益和规避风险,茶栈强制性要求借款者保证最低数量的茶叶供给,在此信贷约束下,制茶号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低劣产制,以保证数量供给和实现成本转移,导致茶农的获利空间被极大挤压,致使他们粗放生产,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既有金融的内在缺陷、茶栈与制茶号之间难以构建长期业务关系和外部性选择等因素,引致了更深层次的信贷约束,使制茶号得不到用于改进茶叶质量所需的长期贷款,抑制了茶叶质量改进,严重影响了中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

论清朝道咸之际的“茶用案”

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朝广东政府同意由少数大的茶栈商号经手对出口茶叶加抽税银,谓之“茶用”。此举随即招致英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引出长达数年的“茶用案”交涉。该案直接理由是旧行商借此偿付久拖未清的政府“商欠”,潜在背景是恢复清朝公行制度的最后一次努力。该案的交涉,具体而微地反映出鸦片战后政府、商人、列强间的错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