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不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

语言具有像似性还是任意性,这一争论由来已久。随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流行,学界现已普遍接受像似性的观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任意说传入我国后,学界有人寻找我国先哲以作呼应,如将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言“名无固宜……”引为佐证,误把他视为索氏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经过多年的研读和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荀子在这篇文章中阐发的论点其实是当今体认语言学所提出的体认观和像似性之先声。本文从5个方面批评了学界所谓“荀子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的观点,以期为荀子正名,倡导“我思故我云”之研究风尚。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研究

共同性是关于事物关系、属性、状态的概念。荀子从人群共同生活与人性共同欲望的冲突入手探讨共同性问题,建构“维齐非齐”的共同性秩序,以共同性秩序转化现实人性,而最终落实到人的心智对宇宙万物共同性存在谱系的认识,实现“知通统类”,显现出重功利、重理智、重统一性的思想特色。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立足于建构和谐的人群共同体,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与人心,把共同性与儒家人伦秩序、礼法规范紧密结合,开启了秦汉以降政治统治、学术思想大一统的先河。

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即便是孔子,因为其只有立言、立德而无立功,就被排除在事功大儒的崇拜系统之外。而把天子、三公归为“大儒”,则有利于为儒家培养后备力量,推进儒家队伍官僚化、官僚队伍儒家化,在理论上为后世官学一体、道统涵摄政统奠基。

“礼义之统”与“全尽之道”——牟宗三论荀子的统类概念

《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

在差等与共享之间: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儒家已有富国富民、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传统。不仅如此,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历代儒家先贤崇尚的终极理想。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通过“礼义”的结构规范建立起利益分配的差等原则,又力图通过合作共享的制度调节贫富差距。从现代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荀子基于“应得”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对财富创造的动力和责任问题的关注,也以人性平等和仁道关怀提供了上下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相比较而言,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依然可以为当前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

荀子《非十二子》思想解析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史上的第一次批判综合。《非十二子》是一篇综合分析评论先秦诸家学说,特别是批判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文。文中将当时先秦诸家很有影响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两两成对,分为六家,后称六家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子逐一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总结,显示出荀子的学术立场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的关联。

明道与立制:论荀子制度伦理观及其思想史意蕴

战国时期,荀子在承继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在制度构建的基础方面,他将道视为制度构建的形上学依据,主张施政者在建章立制时应遵循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制度设计的架构方面,他在肯定周制内在治理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施政者应借鉴古代圣王构建政制的内在原则,推行礼治制度,实施富民之制,建立教化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实践方面,他认为君主必须顺道而行,在遵循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选任贤能,君臣各尽其职,以保障制度能够按照其内在逻辑稳定运行。

“为何”与“如何”——对荀子秩序问题的反省

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重建理想的秩序,是荀子和先秦诸子面对的共同课题。在荀子那里,“治与乱”问题呈现出“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为何”是探究根源,“如何”是寻找方法。这构成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根本线索。荀子将乱的根源指向“欲多而物寡”的矛盾,故唯有确立以圣王和礼义为核心的政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止争去乱。在理论上,“如何去乱”所涉及的政治秩序的实现和稳定向来都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对“如何去乱”问题的回答便不能仅止于提出一套国家制度和法则规范,还必须提供道德上的证成,而荀子对此并没有完成“正当性”的相关论证。

基于“化性起伪”诠释荀子修养论内在理路

以成德为鹄,圣人异过于众在于修养,荀子“化性起伪”提供一条成圣修养路径。基于这一路径需要明确四个问题:一是需要明确作为荀子修养理论支点的“性恶论”具体是何含义;二是需要明确基于“性恶论”这一人性观点,人是否有修养“化性”直达“圣人”之境的可能性存在;三是需要明确“化性起伪”所指之对象;四是需要明确“伪”对于“性”之具体改变方式。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探究,荀子修养论内在理路的概貌即可得以呈现。

深度翻译视角下《荀子》哲学术语英译对比研究——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译本为例

以深度翻译为理论视角,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的《荀子》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哲学术语英译的深度翻译具体表征,归纳深度翻译的形式及功能,探讨哲学术语深度翻译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陈荣捷侧重于运用夹注、脚注、段后评注等多元文本内深度翻译形式,呈现中国哲学整体脉络,凸显中国哲学术语特质,还原术语的核心思想;诺布洛克则综合运用文本内、外深度翻译,通过尾注和导言相互补充,构建丰厚的荀子思想语境,全面传达哲学术语的内涵,提供详实的荀学研究参考。

求实、力行、功利与包容——论荀子理性精神对燕赵文化的影响

燕赵文化的理性精神之内核源自先秦的荀子学说,并得到后世燕赵思想家的认同、提倡和维卫。它涵盖了求实精神、力行精神、功利精神和包容精神等多元价值取向。求实精神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它是一种客观世界可知论的立场和实证的态度;力行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行观上,它反对与现实无关、不能付诸实践的理论思维活动,坚持把“行”作为学习知识的根本途径和归宿;功利精神主要体现为学术价值取向,燕赵学人历来重视学术的社会功能,主张通经致用;面对不同思想学派和文化观念,燕赵思想家多秉持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学术立场,展现了燕赵文化的包容精神。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与基层社会治理

“群居和一”思想是荀子具有原创性、极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人能群”“君善群”“上下俱富”“隆礼重法”的思想。荀子“群居和一”思想富有时代价值,对于提高基层凝聚力、组织力、致富力、治理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有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荀子生态思想中汲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智慧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萃取先秦时期蕴含在荀子思想之中的生态智慧——“敬天”“顺天”“用天”思想,实现了其在“生态文明理念”“生态哲学观”“生态消费观”三个维度的继承与发展,使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具备鲜明的时代性与先进性。深入挖掘荀子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智慧,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会通孟荀的儒学典范:罗献修《荀子讲义》探析

罗献修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家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经学教授,著有《尚书大义述》《周礼学》《荀子讲义》等。其《荀子讲义》认为,荀子言“性恶”或系误会,孟荀并非截然相对。其主要观点有四:1.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子之力为多;2.人或误会荀子性恶缘于见“伪”不明;3.孟荀之学殊途同归,当会其通;4.荀子深于礼,其学说、治法皆以礼为本。罗献修是民国时期会通孟荀的典型代表,其会通思路与治学方法可为当下统合孟荀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