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荆湘地记与文学

本文在考察六朝荆湘地记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荆湘地记与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认为以荆湘地记为代表的六朝地志既有美丽的山水风光,又有动人的小说故事,氤氲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也理应获得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迁客离忧楚地颜——略说贬谪文学与荆湘地域之关系及其特点

古代荆湘之地域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朝廷贬官吏的首选之地和贬官的中转之地。在此 ,这些被贬官首创了大量关于贬谪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物色鲜明 ,楚地风情突出 ,具有近乎凝固化了的悲怨传统 ,早期逐臣、作品及谪地成为凝定的贬谪代码和符号 ,生成并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论李纲的荆湘贬谪诗及其对屈原思想的补正

建炎元年 ( 112 7) ,李纲罢相落职鄂州 ,开始了他的荆湘贬谪生涯。建炎三年( 112 9) ,更远谪雷州、琼州 ,即所谓岭海、海外。每到一地 ,李纲都要用诗纪其行 ,抒其愤 ,写其忧。在这些诗中 ,李纲每每自比于屈原 ,表示对屈原爱国主义思想和刚直品德的仰慕 ,同时 ,用儒家思想观照屈家思想 ,对屈原不注意讲究斗争策略 ,保存有生力量 ,以适应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偏激情绪表示了批评意见。又以其特有的人生视角 ,陶写山川 ,以缓冲心中激愤 ,分流心中不平之气。这些 。

杜甫飘泊诗作中的陇蜀荆湘沿途生态环境

杜诗如史,但杜甫诗歌的史学价值并非只是局限于传统史学领域,而是具有广义的史学意义,其中包括它的生态史研究价值。综览杜甫晚年飘泊诗作的相关记叙,唐代长江中上游流域陇蜀荆湘一带的野生植被风貌虽因地而异,总的来说是沿途山区原始森林茂密幽深,平原河谷地带草木繁盛,但夔州等地的乱砍滥伐、刀耕火种、烧山祈雨现象,亦在缓慢地破坏自然森林资源,另唐代戎州、泸州山谷盛产荔枝,而今天这些地方已不见荔枝踪影,故唐代戎州、泸州的气温可能高于今天,当时适合热带水果荔枝的生长;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飞禽、走兽与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其沿途山区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当时的梓州、夔州群山原始森林中,仍然生存并活跃着黑熊、犀牛和老虎等数量较多的大型猛兽;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百姓屋舍、文人居所、城镇官舍、寺庙亭阁内外,已广泛种植花草果木,藉此美化环境,当时的绵州公馆中甚至还种有远引自波斯的海棕,唐代的人居环境绿化审美意识已趋成熟。

杜甫诗歌所叙唐代陇蜀荆湘气候特征

杜甫诗歌具有广义的史学价值。杜甫晚年飘泊诗作的相关描述,较为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特征。唐代秦州秋阳杲杲,秋雨迷蒙,秋霜凛冽,秋月凄清,同谷岁暮则雨多雪盛,偶见冬虹;成都四季分明,冷热适中,然时有春旱、夏洪发生;夔州夏秋毒热,巫山雾瘴、云雨、霜雪、雷电变幻莫测;荆州及湖湘东南一带春季早暖,夏季酷热多雨、易发洪水,秋季前热后凉,冬季冷热不均。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与今天上述各地情况基本相符,杜甫夏秋叹热莫过于夔州与潭州,亦与今天的重庆和长沙同列全国"火炉"城市地位相当。另据杜诗所叙剑门蜀道腊月山花开放,通泉冬季蚊蚋活跃,成都四月黄梅成熟,戎州、泸州六月盛产荔枝,江陵正月嫩荷抽叶、飞燕营巢,潭州正月蜂鸣密林、燕舞江滨,湘潭二月南风蒸地、春热黄昏等情况,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年平均气温似应高于今天。

论杜甫荆湘时期的生存危机与自我冲突

杜甫大历三年（768）至大历五年（770）流寓荆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本文根据杜甫当时的生存环境,着重分析困境形成的原因、杜甫的应对方式及其内心冲突。本文认为,托迹官府是杜甫的理想生活方式,而与州府官员的深密交谊则是这种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由于杜甫与卫伯玉等荆湘官员的交谊没有达到预期的深度,故其寻求官府援济的愿望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导致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陷入穷途末路之境。在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上,杜甫徘徊于托迹官府与遁迹山林两种方式之间而难以决断,欲托迹官府但投靠无门,欲遁迹山林却与自己毕业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相背离,由此激起内心无可排遣的冲突与焦虑,最终在彷徨无着中结束了苦难的人生历程。

杜甫从秦州到巴蜀荆湘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验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辞官离开关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西南漂泊生活,这段生活经历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使他的诗歌在题材方面颇多开拓,而且在艺术手法上更加高超。这当然与杜甫从秦州到荆湘独特的地理文化体验有关。杜甫对秦州的感知更多的是边塞文化,秦州的边塞气象在杜诗中较为独特,是清新秀丽与苦寒寂冷的矛盾统一;诗人对巴蜀的感知主要集中在成都和夔州,成都给诗人的感觉是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但作为军事界线与文化界线的西山一带令作者时刻觉得身处异域。杜甫对夔州的体验是地理的僻远与文化的疏离,这是诗人漂泊西南以来最为深刻的地理文化体验;杜甫对荆湘的感知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地理文化的南界。

论杜甫荆湘时期诗歌的苦难意识与人文启示

杜甫暮年流寓荆湘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这一时期诗作的情感基调是沉郁哀愁的,但展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求真求实的人生态度,坚韧顽强的生命意志,悲天悯人的现实关怀。诗人将个体生命困境与悲愁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启示。

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诗中,有15首记载了公元768和769年唐代荆湘地区连续2年冬季出现的寒冷气候。公元768和769年冬季,洞庭湖及以南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地区出现降雪,公元769年早春甚至出现洞庭湖局部结冰的现象。杜诗记载的冷冬及洞庭湖结冰事件,在其他史料中未曾发现,是对史料中唐代洞庭湖地区寒冷和结冰记录的补充。公元768和769年气候寒冷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以后,是公元750年之后唐代气候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杜甫漂泊荆湘时的情感世界及艺术表现

在漂泊荆湘期间,在杜甫的情感世界里,乐感与忧感同时并存,互相斗争,充满矛盾性。与此相应,无论是创造充满情感张力的诗境,还是审丑因素的介入、富有反讽意识的修辞,杜甫都故意打破固有的和谐、平衡的审美追求,创造不和谐之美的新范式。

论杜甫荆湘诗

杜甫荆湘诗,为诗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之所作,亦为诗人“百年歌自苦”一生诗歌吟咏中的重要部分。杜甫今存全部诗作共一千四百多首,实为一整体,未可分割,尤未可任意抑扬于其间。杜甫各个时期的诗皆有其特点,有其胜处。各时期之诗特点或有所不同,但决无因时期之不同而优劣相去悬远的事实。古今之论杜诗者,有谓杜甫夔州以后诗为不足观,或谓荆湘之作大都粗率,意境颓唐。

杜甫荆湘诗的忧患意识

清人赵翼论杜甫说:“诗人之穷,莫穷于少陵……迨至湖南,则更流徙丐货,朝不谋夕。”①郭曾析亦评道:“杜甫荆湘后诸诗,大都凄苦结轴”。②杜甫离夔入楚后,穷困潦倒,积郁结闷,其生活处境正苦如赵、郭二氏所言之况。从杜甫自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春出峡至大历五年(770年)冬殁所作的一百五十首诗看,大多是描绘他个人生活的苦境,它给人的强烈感受是,杜甫荆湘诗表现着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

论杜甫荆湘诗的悲剧色彩

杜甫在荆湘时期的诗作有153首。衰老漂泊、贫病交加以及理想的无法实现等因素使得杜甫此时期诗歌具有伤感和日趋衰飒的情感基调,呈现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悲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悲友人、悲己、悲社会时代,其中悲友人亦是悲己。杜甫的一己之悲是多层次的,有生存危机和生死之悲的嗟叹,还有政治上的被弃和理想幻灭感。杜甫荆湘时期的悲歌主要以漂泊途中的所见所闻反映当时的民困和战乱,以人民之悲为悲,同时在回忆性的诗句中抒发昔盛今衰的历史感慨。

中晚唐士人的南方感知及其文学史意义

唐宋文人的贬谪,“集中在南方三大地域,即岭南、西南和荆湘地区”①.户崎哲彦先生发现韩愈和柳宗元笔下的岭南山水呈现出“惊异与恐怖”的面貌.②确实如此.韩柳如此,元白等如何?岭南如此,西南和荆湘怎样?唐人的南方书写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有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下面我们就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