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论建构

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为价值鹄的,笃信科学万能,推行学科归约逻辑,取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域限,将实验归纳和进化方法提升为研究诸学之“息壤”。草创期中国文论在价值论、学科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建构上深受科学主义影响,形成其以自然科学价值取代文论特殊价值,将文论归入自然科学范畴,将实证、归纳、进化术提升为文论普遍方法等特征。科学主义在推动草创期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细化、文学分门别类研究、扬弃整体直观的印象式浑言立论而导向深入细致的析言研究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在为草创期中国文论提供学科建构理念、发掘学术增长点之余,也给此后中国文论的建构和发展留下了至今依然未能完全超越的学科之踵。

熊渠封立三子为王与楚国江汉基业草创

西周中期后段,周室衰微,不满周室封楚以卑下爵号“子男”的熊渠自尊为“楚公”,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而占有鄂地的商周古矿冶基地后,封立三子为王,分别镇控新拓的“江上楚蛮之地”。其长子康被立为句亶王,王城或即沮漳河下游东部的荆州阴湘城遗址;中子红被立为鄂王,王城当在今鄂州、黄石及武汉江夏东南一带;少子疵被立为就章王,王城或即沮漳河下游西部的当阳季家湖城址。熊渠封立三子为王,既能保障以铜料为主的战略物资安全输往当时楚国各地,尤其是今鄂西北荆雎山间的楚都丹阳,又致开拓的江汉地区汉西大部及南部滨江地带连接成为楚国势力范围并得以经营和巩固,或许还有让嗣子继位后将首都南迁至古时长江中游枢要——今荆州市区以图更大发展的远谋,从而草创楚国的江汉基业。楚国乃由“辟在荆山”的蕞尔小邦,崛起为雄踞江汉间的南土大国。

试论泗州戏戏曲音乐的草创过程

以泗州戏戏曲音乐的草创过程为出发点,对泗州戏戏曲音乐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酝酿时期(唱门子)、萌芽时期(唱地摊)、草成时期(唱庙会)及各自特点进行梳理。唱门子时期主要是自弹自唱,既没有音乐伴奏、服装行头,更谈不上戏曲表演,音乐唱腔也只是一些民歌小调;唱地摊时期,演唱和伴奏初步分离,出现了"压花场"的表演形式和早期的一些戏曲剧目,音乐唱腔初具雏形;唱庙会时期,班社初步形成规模,有了简单的衣箱行头,表演艺术更加成熟,各种板式和音乐唱腔更加丰富。

论诗文学派对草创期浪漫主义的超越——朝鲜现代文学流派研究

诗文学派是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文学流派。在草创期,新诗因过分迎合激情崇尚和口语诗化的历史要求,最终导致尚感情而轻智慧,放纵人性并放任诗歌形式自流。而诗文学派则崇尚理性,主张意象的呈现和情感的客观化,扭转了新诗的极端化趋向,引领诗歌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诗文学派做出上述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古典的韵味。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河南图书馆草创之始有关情形的再讨论

本文借助有关史料的指引,认为:河南图书馆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七月,始设于河南学务公所,最初的藏书主要取自河南学务公所图书课,始起藏量为一千二百余种,卷约轴五万六千余件。

从草创到成熟: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不同时期出巡日记的制度体现

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1936年冬与1940年春的出巡日记对比考察,日记反映出:专员的施政主体角色意识由消极到积极,专员职权由仅属条文规定到实际履行。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员制度经历了一个制度结构与事实结构差距逐渐弥合的过程,即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程。

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版本信息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研究存在版本考证混乱的问题。今利用线上线下多种考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1)该书首印于1913年,但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而是线装自印本;(2)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3)除了前两个版本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以及1933年第三版。以《国语学草创》版权页的信息作为考证的基点,厘清该书的版本信息有助于准确了解胡以鲁的生平事迹和《国语学草创》的成书背景,对文献研究和辞书编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进一步保证了信息引用和注释的准确度。

草创期话剧的现代意义

开始在五四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中国话剧创作，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折射出那个时代文化选择的蹒跚步履：从切身感受出发，否定传统文化，表示了对现代文化的认同与热情；在选择过程中，又体验了其中的艰难，开始了彷徨与沉思；于自觉不自觉中发现在中西文化的合璧中确定选择的支点。草创期的中国话剧尽管艰难和稚拙，却对现代人文精神进行了有益探索。

渡过草创期的企业如何重塑企业公信力

九十年代初，一大批企业在处于启蒙期的市场和行业中艰难地生存着，由于普遍缺乏道德感、人文关怀意识以及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一代草创企业将面临被集体淘汰的命运。本文介绍其信誉危机的形成原因，并结合现今市场发育程度，提出一些建议和解决对策．

跨视阈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国语学性质

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把《国语学草创》定位为语言学著作,而且主要以该书的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国语学草创》是国语学著作,然而考证不足.通过跨视阈考证胡以鲁的学术师承以及《国语学草创》的成书目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源流,我们发现《国语学草创》源自藤冈胜二的国语学著作《国语研究法》.尽管《国语学草创》的前五篇具有语言学色彩和汉语史色彩,其目的仍然是为该书的国语学理论服务的.通过重审《国语学草创》的国语学性质,我们认为把它定位为国语学著作更加合适.此外,本文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胡以鲁及其著作提供了新视野,也为近代文献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提供了新思路.

鲁迅研究的“轻骑兵”——草创时期的《鲁迅研究动态》

《鲁迅研究动态》自1980年4月5日创刊,到1984年6月30日为止出版至第36期。这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动态》尚为不定期编印的内部刊物,因此本文将其称为"草创时期"的《鲁迅研究动态》(下称《动态》)。一、创办缘起《动态》的创办与《鲁迅研究资料》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文法草创》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1898年《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诞生后,在较长时期内,许多语法学家,沿着《文通》的体例,模仿西方文法,以古文为研究对象,写出一些语法著作。较著名的有: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黎锦熙的《比较文法》等。这些著作,大多只在《文通》的基础上稍加修正。但是,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以下简称《草创》)则是“《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

敦煌学草创时期刊布的敦煌文献资料价值试论——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为例

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曾经辑录、影印、摹写、出版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资料,但这些资料在今日的敦煌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挖掘,《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便是其中的典型。罗振玉曾将自己收藏的敦煌残卷辑入《丛残》,这些残卷在罗氏逝世后分批散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后来陆续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地。《丛残》中影印的写卷旧图不仅可以校正上述馆藏地最新公开的图版、叙录中存在的疏失,而且为辨明写卷原貌、窥探残卷流散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样本与独特的视角。同时,《丛残》等早期图版资料囿于客观的技术局限与主观的陈旧观念,存在边缘失真、摹写、保留单面等问题,提醒我们应综合利用同一写卷在不同时期的新旧图版,加强对早期文献资料的参考借鉴与吸收利用。

草创时期甲骨文著录片考释文献考述

1899-1928为甲骨文研究的草创时期,前辈学者们在材料、信息、理论都十分欠缺的艰巨条件下,搜集、整理、著录、考释甲骨文字,对之后的甲骨文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论文考察这一时期十三种甲骨文著录片考释文献的版本信息,梳理文献的编纂体例,整合文献的考释成果、研究发现,统计著录甲骨的重复与缀合数据,追踪著录甲骨的来源、流传情况。随着甲骨材料与研究成果的增多,学者们提高了对甲骨著录清晰度、完整性的要求,更进了甲骨文著录片考释文献的编著体例,并以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考释甲骨文字,提高了考释的准确度与价值。这些都推动着甲骨学走向了深入发展的道路。

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科学主义主导着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言路、精神内核、价值维度和话语模式,在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提供新的话语支持、发掘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留下了迄今为止也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作为文学史家构筑的一个历史场域,文学史离不开著者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科学主义只会给中国文学史观带来以科学的名义拒绝科学的扞格。

论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大学课程,建立于本世纪之初,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最早的由中国人自撰的《文学史》就是大学的讲义,只是后来才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术论著的类型。 如今在本世纪之末,回顾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演变和进步,可以看到它演进的四个阶段。大致上,从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中,为第一阶段,或称草创期。本文将要论述的,就是这个阶段产生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从二十年代中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二阶段,此期中有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品种和形式都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初步成长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三阶段。文学史课程和著作在此期中变动最为剧烈,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而言,都呈现出未定的态势,故暂且称之为变动期。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民经济由原先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与转型,文化和学术则呈前所未有的自由争鸣和多元互补状态,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探索期。 草创——初长——变动——探索,这就是我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所历途程的认识和概括。一百年时间已经不短,在这百年之中,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研究固然取得许多成绩,但距离它的成熟,应该说还相当遥远。

《国语学草创》36字母罗马字标音理论及“原型”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是中国学者所写第一部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国语学草创》用罗马字标注宋人36字母,需要我们从其理论“原型”角度去加以认识。胡以鲁曾经师从日本东京大学上田万年,而上田万年又曾师从德国学者甲柏连孜。与此同时,胡以鲁还师从章太炎学习汉语音韵学。英国马士曼、德国甲柏连孜、日本大岛正健、猪狩幸之助、小川尚义等宋人36字母罗马字标音在先,胡以鲁的标记肯定与之相关,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来源十分清楚。胡以鲁学术个性特征鲜明,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为深刻的洞察力,他是中国第一个对汉语宋人36字母用罗马字标音啤学者,其“构拟”成果属于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产物。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汉语方言分区理论及“原型”

胡以鲁(1912)《国语学草创》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带有强烈近现代中国语言学精神色彩的著作。其“论标准语及标准音”部分,将“统一”于“国语”之下的汉语方言分为十种并分别进行了描写,但没有给其命名。这十种汉语方言,大体符合汉语方言七区说,其中有客家话,但不设赣语区,而是增加了“徽语区”等。文章经过考证发现,胡以鲁分区理论的“原型”来源于章太炎《訄书·方言》,但有所调整,书中承认湘语独立,把杭州话纳入到吴语区,而且注意到了西南官话的语言接触,以及浙江之温处台大体与福建之福宁近似等问题。文章认为胡以鲁希望借汉语方言分区来申明自己统一“国语”、建立标准语的意愿,以适应创立中国“国语学”的需要,具有“大格局”的语言学意识。这和他在日本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日本上田万年国语、方言、标准语等思想有关。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学术史意义在于:结合统一国语、建立标准语,审视中国区域方言的特点并为之分区,这在中国近现代汉语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其学说,属于中国“国语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汉语方言分区理论之“先见之明”与章太炎的理论和观点“共生共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