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例

基于牧民对第一轮和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两轮政策的满意度,运用描述统计法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牧民对第二轮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所提高,总体满意度提高16.2百分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的牧民对草原奖补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差异;补贴金额、牧业收入、草料支出等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

伊犁河谷草原奖补政策的实施及成效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一项针对草地退化、水土失衡等生态问题提出的草地资源保护措施。其目的是通过控制草原的畜牧量和贴补牧民生计等措施恢复草原生态,进而实现人与草原的和谐相处。草原奖补政策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间的友好团结,促进社会的稳定。该文从实施草原奖助政策的具体措施以及该政策的显著成效2方面探讨伊犁河谷草原实施草原奖补政策的现实意义。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三位一体”机制构建及实现对策研究

在草原牧区生态脆弱性与生计脆弱性双重约束背景下,因地制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激励相容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明晰政策相关利益主体、厘清政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补奖方式—监督管理—横向补偿”于一体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三位一体”补偿机制,形成联动补奖标准、金融信贷和社会保障的多元化补奖方式,协同人工监管与技术监管,拓宽补偿主体和补偿路径,从优化补奖标准与发放形式、完善牧区金融信贷服务体系、配套牧区社会保障政策、加强政策监管力度、建立市场化横向补偿路径等方面设计了相应的实现对策。

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是今后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与主攻方向。在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基于新疆昭苏县277个牧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ISM模型探索影响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显著性因素及其层次结构。结果表明:57%的样本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牧业收入、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技术可获得性、补贴发放及时度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等因素对牧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剖析影响因素间层级结构后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规模和补贴发放及时度是深层根源因素,牧业收入、技术可获得性是中层间接因素,而草原补奖政策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及牧业生态基础设施是表层直接因素。据此提出加强政策宣传与扶持力度;增强牧户绿色生产意识,激发牧户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强化绿色科技支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改善外源约束性条件等建议,以期促使牧户绿色生产意愿转换为实际行为,实现绿色兴牧、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替代性生计提高生态补偿有效性的效果与机理——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

生态补偿有效性不足,资源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有效性提升,可为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调和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生态补偿深化改革。本研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两年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非牧就业和就业培训视角,检验牧户过去6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和村级过去4年的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其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补奖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村级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降低牧户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升补奖政策有效性,但该作用需持续3~4年的累积才能显现。因此,生态补偿改革应充分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问题。

信贷约束、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牧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提高牧户适应能力,激励其采取适应性行为对稳定家庭生计,维护草原地区经济社会稳定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内蒙古和青海两省(区)牧户微观调查数据,揭示信贷约束、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机理,进而以购买畜牧保险、补饲和非农就业为重点,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信贷约束、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及其适应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信贷约束抑制了牧户购买保险与补饲行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抑制牧户非农就业,但促进其补饲行为,且这一积极影响会在面临信贷约束时被削弱。②信贷约束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不同规模牧户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信贷约束对大规模牧户补饲与购买保险行为均存在抑制作用,促进大规模牧户非农就业;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显著促进小规模牧户补饲和大规模牧户购买保险,抑制小规模牧户外出就业;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缓解信贷约束对大规模牧户购买保险的不利影响,但会削弱信贷约束对大规模牧户非农就业的积极影响。为此,该研究提出应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提高牧户非农就业技能、完善畜牧业保险、加强饲草供给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草原补奖政策禁牧措施的相对有效性研究——以祁连山区为例

草原补奖政策是我国在草原领域实施的涉及范围最广、投入最多的生态补偿政策。为评估草原补奖政策不同实施措施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进一步推动草原补奖政策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化,以普遍实施草原补奖政策、草地面积11.37万km^(2)的祁连山区为例,基于2001—2020年地理空间数据和2021年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对草原补奖政策禁牧措施的相对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1)定性而言,草原补奖政策的禁牧措施显著有效于草畜平衡措施;(2)定量而言,草原补奖政策禁牧措施的相对有效性略显轻微;(3)草原补奖政策禁牧措施的相对有效性在低、中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组上更加明显。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保障畜产品的高效保质产出,促进牧民增收及推动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奖补激励政策中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锡林郭勒盟地区为例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补奖是以实现草原牧区经济社会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谐一致,调节草原生态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利益平衡和重构,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公平、正义、秩序的目的指向。为了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问题,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西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等草原牧区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当前草原牧区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提出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对策建议。

海南藏族自治州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自2011年开始颁布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青海省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海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气候条件优良,为青海省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是青海省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主要地区之一。牧民是离草原最近的草原生态保护者,在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是被补偿方(受损方)的主体,政府是补偿方(受益方)的主体。牧民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满意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策的响应,会极大地影响政策的实施效应。为了保证在不降低农牧民原有收入的基础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结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5个县、10个乡镇、20个村的231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基础设施受损状况”“受教育程度”变量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年支出”变量则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改变宣传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资金来源,拓宽补偿渠道;充分发挥牧民的草原主体地位”等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建议。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植被恢复的影响机理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2000-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以牲畜规模为中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草原植被恢复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草地NPP(net primary product)降低了2.28%,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牲畜总规模和舍饲规模在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对草原植被恢复的作用机制中都存在中介效应,通过牲畜总规模的增加抑制了草原植被的恢复,但通过舍饲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草原植被的恢复,舍饲饲养模式是更符合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路径。因此,提出加强对偷牧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优化牲畜饲养技术,加大对舍饲饲养方式的奖补力度和方式,提高人工草场的建设数量和质量等相关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建议

从政策管理的角度,梳理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在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总结出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草牧业产业发展落后、监管和技术队伍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提高补奖标准、重新核定补奖区域和面积、继续安排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加大草牧业扶持力度、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政策建议,对于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助推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下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及牧民收入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牧区半牧区的作用影响,本研究分析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前后,中国牧区半牧区的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变动情况。结果显示,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牧区半牧区的牛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基本稳定,羊存栏量、羊出栏量、羊肉产量、奶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牧业收入、牧业收入比重呈持续增加态势。最后提出要进一步转变牧区牧业生产方式,逐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的配套政策等建议。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祁连山北麓肃南县为例

牧民是草原生态保护和利用的直接相关人,牧户的感知和态度是决定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本研究以肃南县为例研究祁连山北麓牧区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组进行评价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的满意度水平为74.8%,分组统计显示禁牧户满意度最低,禁牧和草畜平衡结合牧户满意度最高。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收入变化、补奖标准评价、年龄是禁牧户和草畜平衡牧户满意度的共同影响因素,收入变化对禁牧户满意度影响为正,对草畜平衡牧户影响为负,其他两个变量对两组牧户的满意度影响均为正向;草畜平衡牧户的另一显著因素是草场承包面积,禁牧户另一显著因素是补奖金额;另外,补奖金额对草畜平衡牧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家庭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对禁牧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最后,从提高补奖标准、优化补奖方式、促进牧民再就业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即提高补奖标准,尽量弥补牧户损失;优化补奖方式,保持面积较小牧户的权益;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促进牧民再就业。

农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评价与期望——基于内蒙古等6省区绒毛用羊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内蒙古等6省区绒毛用羊养殖户问卷调查数据,应用统计性描述分析方法,分析农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认知情况和满意度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仅有半数的农牧户对政策有所了解,相关扶持政策的获得比例不高,但是获得奖励的农牧户对政策的满意度较高。根据农牧户目前的养殖困难及政策期望,提出继续加大补奖政策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提高种公羊补贴水平并扩大政策覆盖面,研究制定绒毛最低保护价格政策,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养殖效率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为例

为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畜牧业养殖效率的影响,采用地方工作人员参与性评估问卷调查法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实际放牧草场面积、饲草料投入,劳动力投入、固定生产资本指数与基础母畜数为投入指标、家庭牧业经营年收入为产出指标,以禁牧时长的不同分类对比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养殖户在政策全面推行前后养殖效率的变化,类内个体养殖效率分析时在产出指标中包含了政策补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政策补贴是否有效。结果表明:禁牧时长的不同带来投入要素及生产模式的变化差异,进而导致规模效率变化的异质性,虽然养殖牧户规模效率没有显著下降,但由于技术进步的大幅降低而导致研究区域畜牧业生产率指数普遍下降,且草原生态补奖金投入并没有完全修正养殖效率的下降问题。

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是否超载?谁在超载及影响因素——以内蒙古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草地的15个旗县791户牧户为调查样本,以可持续生计资本为视角,通过建立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期结束后,牧民草场是否超载?超载牧户的特征是什么?超载的程度如何?调查结果表明: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结束后牧户草场超载率平均值为44.70%;牧户草场超载率与草场经营规模呈负向相关关系,其超载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小牧户>中牧户>大牧户;牧户草场超载率与畜牧业生产依赖程度呈负向相关关系,其超载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纯牧户>兼牧户>非牧户;草场经营面积、冬季牲畜和固定资产数量成为影响牧户草场超载行为的关键生计指标,牧户草场经营面积对其呈显著负向影响,冬季家畜和固定资产数量对其呈显著正向影响。综上,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结束后牧户草场超载现象依然存在,超载率与草场资源占有率呈负向关系,与其对草原的依赖程度呈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