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的自然观

周作人一生都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浓厚情愫,感性的热爱加之以理性的灌注形成了其含蕴丰富的自然观。当这一自然观用以映照现实时,彰显出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和批判价值。其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以科学为根基的理性观照,以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生命观念,以自然映照人事的人文精神,以顺遂自然为旨归的人生态度四个方面。

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从20年代到50年代,周作人以草木虫鱼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品文,以搭建自己的文学园地。从其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草木虫鱼创作中窥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可从中反观周作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变化。

《草木虫鱼》与周作人的闲话文风

周作人的《草木虫鱼》是其闲话文风的代表作,呈现出新的言说方式,体现了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左翼"文学阵营的一种回应,也是其复杂人生态度与历史态度的反映。

草木虫鱼之类

这是一篇杂感。作者因看到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蚯蚓故事,而想到自己童年的无知以及后来得益于外国的科普读物的情况,对照国内记载自然现象的书籍,指出加强译述这类著作的必要性。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创作年代考——以佚文献为中心

通过梳理相关佚文献可证明陆玑并非三国时期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创作年代应在南北朝晚期。内证有二:一是《诗经》名物学的发展遵循着两条脉络,即训释名物从释诗义兼释名物到完全脱离诗义专释名物、训释内容从随文简释到内容多元,故完全摒弃诗义、训释颇为翔实的陆《疏》应产生在诸书之后;二是陆《疏》广泛吸收魏晋南北朝名物类著作。外证有三:一是三国时期,其他《诗经》名物类佚书与陆《疏》差异较大;二是南北朝时期亦有吴郡,陆玑为南北朝人与《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所载并不冲突;三是“疏”体受佛教讲疏影响兴起于南北朝,不应出现在三国时期。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文学性——以“蜮”的文学书写史为个案

《诗经》名物训诂专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非严格意义的经学文本,在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与博物之风盛行的创作背景下,这一经学文本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学性。从文本自身来看,该书在写作中采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如打比方、作比较等。从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该书与《博物志》《搜神记》等魏晋南北朝小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含沙射影”之“蜮”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的衍变为视角来比较这些相似的文本,进一步凸显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为经学辅翼之作,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文学性特质,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成书原因析论

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对《诗经》所涉一百五十余种动植物名称、形态、生长地等自然属性进行了详细训释,是《毛诗》博物学开山之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出现体现了《诗经》研究由重视“义理”到关注“知识”的变化趋势,是魏晋时期经学流变、博物风气盛行的产物,还与东吴统治阶层对古文经学、博物学的推重有关。同时,传统名物训诂学、地志学、本草学、农学等成果也为其诞生提供了广袤深厚的学术土壤。

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考论

宋人家求仁、龙溪编纂的《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咏物诗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宋人所编的唐宋诗合选本。《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全本在中国已经失传,仅有明刊本十卷残本存世,日本还存有完整的明刊本十八卷钞本,全部为唐诗,故日本钞本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从《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可以窥见唐代咏物诗创作的成绩,其编选也与宋人的格物思想以及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有关。该书原本分唐宋二编,而所收宋诗多于唐诗,也体现了宋人对本朝诗歌创作实绩的自信。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关问题研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诗经》学文献。本文对争议较大的陆《疏》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当为三国吴陆玑。陆《疏》的出现是三国时期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陆《疏》解释《诗经》名物而不干涉诗意的做法,开拓了《诗经》文献的研究视野。陆《疏》关于《诗经》传授情况的记载,为解决《毛诗序》作者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通过史料分析认为,《毛诗序》作者当为子夏,卫宏又做过进一步的整理。陆《疏》开创了《诗经》学名物派的先河。

古代一部重要的生物学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诗经》是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流传诗歌的一部总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因此,儒家宗师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本之名”。他的言论唤起后世学术界对《诗经》中生物内容的注重。另一方面,由于这部诗集中的诗年代久远,其中许多生物的名称已有变更,后人渐觉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自秦汉以降,不少学者都对《诗经》中的生物作过注解,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推三国时期的陆机。他所撰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但对人们认识《诗经》中的生物颇有帮助。

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名物方言研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1 3 7条名物训诂中徵引方言 80余次 ,并描述了方言异名和名物特征 ,其中有不少条目注明了“今”字字样 ,也偶及名原或构词特点。该书引证的方言所涉地域较广 ,却没有引证吴语。从方言学史的角度看 ,最值得称道的是贯穿全书的实证精神。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虽为农学杂著,然它们对其中的词语的得名之由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其词源探讨表现在多个方面。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关问题考论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诗经》中的部分名物作了详细而周到的解释,为后代名物研究树立了典范。关于《陆疏》的研究,前贤今人虽做出了多方面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文章就现存本《陆疏》的文本形态、编次特点,以及《陆疏》的作时、创作缘由等几个问题,考证发覆,提出浅见。

草木虫鱼

三年困难时期，我七八岁，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四处游荡着觅食，活似一群小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当然也不例外。

今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辨僞

三國吴人陸元恪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今日最早唯有明代晚期的叢書本留存。由叢書本形成的今本系統,作爲丁晏、羅振玉等諸家輯佚的底本,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然而,今本究竟是否出自古本,古來素有争議。本文通過對文獻的考察,發現古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至遲於明萬曆之前業已亡佚,源出於《寶顔堂秘笈》的今本,不僅是後出輯本,且有作僞的部分。今本當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而其編纂者,最有可能是參與諸種叢書編校,以作僞聞名的姚士粦。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初探

本文主要对《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内诗草容、研究现状和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探析。《毛木疏》是我国内容可考的第一本较纯正的生物学著作,不仅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对古生物学、古生态学、环境学及历史地理学都有所助益。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的物觀

三國吴陸璣所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以博物學這一新視角、新方式對《毛詩》進行注解。作為博物學著作,它詳細記述了一百餘种動植物的生物屬性及實際功用,充分展現了漢魏時人將其運用到飲食、醫療、生產、娱樂、宗教與方術等諸多方面的豐富形式,是今人了解漢魏時期風物與風貌的重要參考内容;作為經學訓詁著作,它開創了《毛詩》風物研究這一專門之學,對後世《詩經》的多樣性專門研究影響深遠。它的出現反映了魏晉時期人們精神自由開放,突破兩漢以來重政治倫理意義與比附習氣的傳統思維,另闢蹊徑的《詩經》研究新風向。

论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对宋学之态度与取舍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以唐前文献为主要依据,对宋元明著述观照较少。此外,该书所引宋人书目欠缺代表性,且多与《诗经》无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焦循有意架空理学与主张废《序》的宋儒《诗》说。焦循之所以推崇《诗序》,一方面是因为《诗序》乃阐明孔子之意与"风人之旨"的门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序》具有感人通情而施于礼乐教化的作用。尽管该书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汉宋门户之见,但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融汇众说、兼容包并的学术主张。焦循反对据守汉学之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代《诗》学文献的举动中有所消解。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前期编纂考论——以三种清稿本为中心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三十卷本,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定稿之前的三个重要清稿本。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三年,焦循先后请人抄录了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两版本内容各有缺失、互不重叠,书证详赡,考证繁琐,带有早期文献汇编的特点,观点结论亦多有失当之处。此后,焦循秉持改汰庸劣、增补疏漏之原则,对前期稿本做出了删裁繁冗、补充论证、修正观点、改写按语、调整书证次序、节略和分置按语等一系列修订工作,于嘉庆三年形成三十卷本。上述三种清稿本保留了诸多未见于定本的观点和材料,为深入了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早期编纂情形与焦循《毛诗》名物考证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