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伴随着海势东迁,明代淮安府沿海荡地已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一方面是盐场为维护既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则是新淤的荡地往往吸引一批批新来的开发者。清初已淤为内陆的安东县垦荡行为在得到康熙帝首肯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中期亭场商办这一市场行为也使得灶丁由制盐转向耕田,从而造成了狼在当地的绝迹。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

海势东迁与明代淮安濒海区域农业化推展

万历初期“蓄水保漕”的高家堰建成后,海势东迁加速,淮安地区承受了保漕大政影响下荡地迅速扩大的自然变迁。荡地植草本是煮盐行业链条的一环,出于维持两淮盐政的目的,朝廷推行限制荡地开垦的政策。但新生成的广袤土地在改变灶丁生计的同时,更吸引了大量具有农耕技术的移民,加上地方官员管控的相对松弛,灶丁、民人及士绅等多主体垦荡为田的趋势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其间各方力量的博弈呈现出盐政和荡地开垦之界的进退,折射出地方社会治理与朝廷政策之间的互动与扞格。随着地方官员通过立碑的形式对荡地垦辟予以保障,标志着淮安府濒海区域盐退农进的民众生计模式转变日益得到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