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荣孟源的档案文献鉴辨理论与实践

荣孟源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作颇丰,他在整理和研究档案文献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献辨伪思想及方法,即从来源角度、制作角度、形式角度、印章角度、文字角度、文体角度、著录角度、记载角度等八个方面对档案文献进行鉴辨,标志着我国系统的、科学的档案文献鉴辨理论的诞生,对今天档案鉴辨实践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荣孟源的史料观初探

荣孟源在长期的史料工作中形成了其系统而独特的史料观。在史料的搜集方面求新、求全、求实;在史料的鉴定方面从来源、制作、形式、印章等入手,在史料的编纂方面不拘泥于形式,坚持价值第一。

荣孟源的档案史料观初探

荣孟源在长期的档案史料工作中形成了其系统而独特的档案史料观。在档案史料的搜集方面求新、求全、求实;在档案史料的鉴定方面从来源、制作、形式、印章等入手,在档案史料的编纂方面不拘泥于形式,坚持价值第一。

评荣孟源同志的《试谈西周纪年》——兼驳“月相四分法”

《中华文史论丛》八○年第一辑,首篇有荣同志的《试谈西周纪年》,方法全用王国维“月相四分法”,而拙著《两周考年》首列四个论点:〈一〉否定“三统历”〈二〉否定“三正论”〈三〉否定“月相四分法”〈四〉确定失闰失朔率并说明这四个论点如果有一个动摇,全文推翻。王国维先生不了解齐梁星历家何承天、祖冲之的话“四分历久则后天,三百年辄差一日,”也不知道刘歆“孟统”

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

史料学是研究史料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的学科,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1949年以后,史学界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史料整理。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与编辑,写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学科的建设工作。

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自强不息 奋斗不已——追怀历史学家荣孟源先生

今年是《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荣孟源先生逝世四周年,谨作此文,以彰事迹,聊表景仰情怀。一不论是在荣孟源在世之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后,凡有人撰文或授课时提到他,几乎都会提到他对搜集、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都会赞扬他那种锲而不舍的专注精神。而荣孟源对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外方新史料与重回“辛亥现场”

新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任何有意“预流”的学者无不对此念兹在兹。近代中国所发生任何历史大事,寻绎因果演化,几乎都与外国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考域外、外文资料文献是从事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辛亥革命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之初,前辈先进即将列强如何回应革命发生列人考察范围。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编者柴德赓、荣孟源等)就单列“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一目介绍相关文献,方便读者了解列强对革命的操纵和干涉。荣孟源主编《近代史资料》在披露国内稀见文献的同时,也注意翻译刊载外方史料,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等,刊出广告公开征集谢缵泰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英文原版书。

一个用混的字

顷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清宣宗的名字作“旻宁”,清文宗的名字作“奕詝”。“旻宁”的“宁”是“宁”的简体,而“奕詝”之“詝”就把人搞糊涂了,其偏旁“言”已筒作“讠”,则“宁’,当然是“寕”的简体了。

冼星海的生日

这张字迹,是冼星海母亲的遗物,上面记载了冼基海的家世,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考证出冼星海确切的出生年月日。从文字上看,他的母亲当时是按照传统习惯,用阴历来记载出生年月日和时辰的。根据这份资料,对照《中国近代史年表》(荣孟源编 1953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

历史系举行学术报告会

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促进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历史系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资料部主任荣孟源同志来我院作《国民党的统一和派系》学术报告。学术报告会,有历史系师生,政教、中文系部分师生和院机关部分同志参加。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院、省博物馆。

关于《李秀成自供》之谜

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解放以来,先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就达三百余篇,它占同一时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十分之一,盛况可谓空前。在这中间,除戚本禹之流别有用心的评论之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