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中国进路——价值取向、制度框架与法律安排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保证药品供给极为重要,对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是保障特效专利药品充足供给的有效手段。为了保证制度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应遵循主体性原则、公益性原则和平衡性原则,确立药品专利一般强制许可、特殊强制许可和出口强制许可3种情形的分类实施框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和启动主体应当限定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启动事由、完善启动程序和补偿标准等多项内容,以保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该制度的有效实施。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从“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谈起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事件不只涉及刑法问题,其背后透露出的发展中国家完善和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值得学界深思。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通过介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践,反思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现状,并为解决相关问题提出法律和政策思路,以期未来中国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提高我国药品可获得性的可能性及相关对策探讨

目的:为在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时,能有效降低专利药品价格,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不适用的原因。结果与结论:政府应寻求其他有效途径,增加药品的可获得性,改善宏观政策环境,并鼓励企业增强自身实力。

《公共健康宣言》及外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一些国家通过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使本国的患者能够得到廉价的药品,以解决本国所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这些国家的实践给中国解决同样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启示。

公共健康危机视野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探讨

面对日益凸显的公共健康危机,在有效平衡药品专利权人个人利益与公众健康利益的基础上,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本文对药品专利权与公众健康权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进行分析,阐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在国际和国内的相关法律依据和实践情况,对我国灵活运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路径

面对全球严峻的公共健康形势, WTO 《TRIPs协定》和《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构建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本文认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一直处于"零实施"状态的原因不仅有指导思想上的困惑与担忧,还有制度上的缺陷。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当"慎用而善用",努力在立法上作科学而完善的制度设计,以简洁而流畅的程序保障制度的实施,同时在司法上探索开辟新途径,切实提高我国药品的可及性,以保障公共健康利益的实现。

《TRIPS协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实践及我国的改革之路

为应对全球严峻的公共健康形势,《TRIPs协定》构建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足本国需要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上均有所实践。为切实提高我国药品可及性,保障公共健康,我国应坚持"慎用而善用"的指导思想,实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法律规范体系化、科学化,扩大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启动主体范围,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明确许可使用费标准。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法律规制研究

面对严峻的公共健康形势,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平衡专利私权与公众健康权之间实现着有效的动态平衡。通过梳理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立法的演变过程,从政策定位、法理依据和社会需求三个层面对该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指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之所以处于"零实施"的现状,既有政策负效应的障碍,也在制度模式和立法上存在缺陷。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政策定位,通过立法完善制度设计,促进该制度在我国的实践落成和法律完善。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分类实施探讨——基于仿制药供应保障的视角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基于平衡药品专利权和公共健康利益而生,是世界各国在TRIPS协定框架下保障仿制药供应、降低药品价格和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重要制度供给。在经历三次修订后,我国专利法现已建立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主体框架,构造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一般制度和药品出口专利强制许可特殊制度两类制度安排,设计了五种实施路径,并初步建立了保障实施的配套制度。法律制度障碍目前仍是阻碍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一般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药品出口专利强制许可特殊制度的内容和功能设计不尽合理,以及缺乏部门协作与经济激励等配套制度。建议我国修正《专利法》中专利强制许可章节的结构与条款,完善《专利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相关内容,并尽快健全基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部门协作机制。

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在药品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研究分析和调查统计,如果没有专利保护,药品发明有60%研究不出来,有65%不会被利用[1].专利制度激励了新药投资、保证了新药研发,但有时因为专利持有人行使独占权和排他权而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致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很难获得廉价的治疗药物.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药品专利权保护与增加药品可获得性之间的矛盾.本文通过对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介绍,结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实践,提出推动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的策略.……

印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印度本国医药产业从简单的模仿国外专利药品到能够独立自主研发新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印度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进行概述并对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价,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计与执行提供借鉴。我国需始终以人民健康利益为中心,进一步理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路径,明确专利强制许可各方的权利及义务,提升重大公共安全卫生等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以及价格管理、医保补偿等配套制度。

浅议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本文以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为典型代表,对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内容、实施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

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应用——从《我不是药神》电影谈起

代购仿制药不仅涉及我国法律中的"假药",更涉及我国药品专利权保护与专利强制许可问题。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国家有权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对药品专利权人实施强制许可。从理念上,我国应推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从制度上,我国应当扩大制度的适用主体,并且从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细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事由与程序,以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论新冠疫情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如何获得治疗新冠肺炎药品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药品制造厂商进行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严重冲突,如何确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中的申请理由、申请主体和强制许可费用计算标准成为讨论的焦点。对此《TRIPS协议》和《多哈宣言》制定了示范条款,给予各国具弹性的立法空间。印度则是灵活利用国际条约弹性条款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典型,其申请理由范围宽泛,并且采用任一申请主体模式。在费用计算标准方面,德国和加拿大利用立法技术灵活化解了利益冲突,制定了明确的费用计算标准。与此相比,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存在申请理由不明确,申请主体范围过窄以及缺少强制许可费用计算标准等问题。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新冠疫情下的紧急情势,我国应充分利用《TRIPS协议》给予的自由决定权利,增加法定申请理由、设立兜底条款以及解释重要概念来拓宽和明确申请理由;借鉴印度立法采用任一申请主体模式以拓宽申请主体范围;结合专利研发成本、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费用标准,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共健康危机。

试析TRIPS-plus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

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国家获取基本健康药物的工具之一,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含有的TRIPS-plus条款会影响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施行。TRIPS-plus条款对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未披露数据的独占保护,专利保护期的延展,旧药品新用途可获专利,专利撤销理由缩小,限制可以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提高补偿标准,明确限制强制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出口等方面。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发展与思考

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一定地域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专利权的独占性是专利权最重要的法律特点之一,未经许可或者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防止药品专利权滥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从法律层面推进药品专利权运用、防止药品专利技术垄断、限制专利权利滥用、实现专利权人与公众利益平衡的重要威慑手段和调节机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通常基于紧急状态、非常情况或公共利益。

国际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践情况及其启示

药品与人类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与公共健康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国际性的具体且复杂的经济和法律问题,与其他情况下的知识产权不同,它的独特性体现在药品专利的知识产权,基于不同的经济背景和国家间历史文化的特定特征上,各国有不同的法律规定。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紧急公共健康情况的不同的心态和措施,试图总结出有利于我国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可借鉴经验。。

略论公共健康权优先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在疫情严峻形势下解决药品可及性的重要制度。在传染性极强的突发疫情下,强制许可制度在管控性、可行性、操作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我国虽已建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一直处于“零实施”的状态,其原因不仅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还有外部实施环境的缺乏。本文从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缺陷入手,并讨论其他国家相关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构建更科学且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与良性的外部实施环境,以此切实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更好地保障我国公民的公共健康权。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

在全球合作不断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越来越多问题成为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其中公共健康的问题愈发的突出。普通人民大众对某些疾病治疗药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在药品专利的保护下,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人民大众对健康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然,公共健康危机问题在我国也越发严峻,民众的身体健康也可能正遭受着某些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威胁。在这种全球化的公共健康危机面前,许多国家为了解决国内民众对那些稀缺并且昂贵的药品的需求,选择采取运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手段来降低药品的价格。在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已经存在,但尚未有相关的实践,因此如何合理的运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来应对国内严峻的公共健康危机是一个值得讨论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