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信仰与生命质量

药师佛信仰具有"现世性"与"现实性"特点,其本具的救世济生思想将当下的生活质量与佛教了生脱死、超脱三界的终极追求紧密相连。从传统"药师法门"的信仰特质、现代人对生命质量的重视和追求,初步探讨了佛教在这一领域的现代价值转换,即中国传统信仰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

药师信仰的生命伦理诠释

生命伦理为药师信仰的研究与解读提供了新视角。药师信仰从伦理本体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和价值,涵盖生命伦理的身体伦理、性别伦理和死亡伦理等议题。同时,药师信仰还提供了生命伦理的准则和实践方式,即在信解的前提下,通过多样的仪轨落实其所蕴含的生命伦理思想。由药师信仰的思想和仪轨构成的立体信仰体系使得其蕴含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成为中国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理白族的“药师信仰”

"药师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之一,"药师忏"仪式是"药师信仰"文化的重要忏仪。本文通过查阅史料、收集碑文,以及参与观察和访谈,对大理无为寺和救疫寺(药师殿)的创建和"药师忏"仪式做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大理白族"药师信仰"既继承了中国佛家信仰文化,也宣扬了白族人民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

救济应验与融入心学——药师信仰中国化的两种途径

以《药师经》为中心的药师佛与药师信仰,与佛教整体性的中国化大趋势一样,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药师佛在中国的受欢迎,一方面是承继了"佛为大医王"的精神,关注"现实人间的消灾延寿",体现了拯济世间疾苦的救济应验精神;另一方面,药师信仰在中土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尤其在明中后期不断与心学相融合,体现出明显的心学化特征。通览来看,药师信仰的中土化过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论《药师经》与长幡供养——以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菩萨像幡画为例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菩萨像长幡,由上自下依次绘制十余身尊像,画像风格独特,题记中显示了与《药师经》所述长幡供养的密切联系。以此为切入点,梳理海内外同类型长幡实物,结合经文、文献、壁画等资料,论述绘制多尊菩萨像的长幡在敦煌地区的盛行,以及此类长幡与《药师经》的关联。

近代药师佛信仰的复兴风潮(1933-1934)

民国年间,以药师佛法会、药师经典传习和药师法门修持为中心的药师佛信仰骤然勃兴,俨然刮起一股复兴的风潮。1933年初,九世班禅大师主持宝华山药师佛七法会,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政治述求和社会现实关怀,体现出药师佛信仰的现时性、人间性和社会性特征。太虚大师随之对药师佛信仰予以学理阐释,将其内化于佛教革新思想实践中,强调注重个体"现生受用",主张"依药师琉璃世界建立新中国及人间净土",把药师佛信仰的现实关怀落实于个体身心与家国社会,为近现代药师法门的实践与弘扬开辟了新方向。1934年,《佛学半月刊》杂志刊载"药师如来专号",把近代药师佛信仰进一步推向多元化。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东亚佛教涌现出人间化、社会化的新思潮、新趋向。以资生救患的现实关怀为重要特色的药师佛信仰被重新发掘推广,佛教刊物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近代药师佛信仰表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人间性、社会性、多元性特征,是近代佛教转型时期整体发展趋势下的一个重要个案和缩影。

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随着药师佛经典的传译,药师佛信仰在中土日渐兴盛。特别是在关中唐代佛教石窟以及长安佛教寺院里,都有许多药师佛造像,这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结果。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表明,药师佛不仅具有拯救幽冥众生职能,还是横化三世佛之一,这一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十二神王应十二大愿:对《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的考察

中古时期,十二神王与十二大愿在药师信仰中的呈现基本上是经典之展开。北宋以后,中国僧人著述《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该科仪被明代以来云南阿吒力僧习用。科仪相应内容与经典本身相比发生了变化,如十二神王与十二大愿、十二菩萨相应;十二神王对治六根之罪、杀生之罪、贪爱之罪、十恶五逆之罪,以及抛撒五谷之罪、不孝之罪、负恩负德之罪。科仪本身具有立成仪的特性,同时内容又鲜明体现了在地化的特点。

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

西夏的社会经济较当时的宋、辽、金比较落后,医药水平也极为低下,宫廷贵族得重病,往往求医于辽、金,普通百姓就只好求助于巫医及原始的祭祀。佛教输入后,佛教中的药师经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信仰,因此,在西夏的石窟里出现了大量的药师经变和药师佛形象。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早期多模仿唐宋以及西域回鹘艺术手法,中晚期随着民族艺术的逐步成熟和发展,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作品,且还出现了独有的曼荼罗式的画面,成为敦煌经变画的新亮点。

《药师经》翻译新考

《药师经》关乎药师信仰的研究。疑经的风气兴起以来,它受到了颇多怀疑,于今益盛。《药师经》的翻译,记载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现存对十二卷《大灌顶经》解释的分歧,一些学者以为《药师经》是中土伪造的。《大灌顶经》前九卷甚至整个十二卷具有很明显的道教特性,费长房将其著录为帛尸梨蜜多罗翻译,有怀疑空间;将作为依据的《杂录》称之为子虚乌有,甚至说是费长房的伪造,都是过度怀疑的结果,需要重新审视。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一批梵文佛经中就有药师经典。假定吉尔吉特地区发现的《药师经》真的是慧简所造本的"回译",时间的衔接太过紧密,不合当时印度文化传入中土有相当长的时滞的现实,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热情迸发期,"回译"说更令人难于置信。澄清《药师经》的翻译问题,对中国佛教史、文化研究殊为必要。

义净译《药师经》真伪考辨——以汉藏对勘为基础

义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密教内容是否为义净的个人撰述?运用藏汉对勘方法,将义净译本与其平行藏文本中涉及密教的内容进行对勘,并结合其他文本进行分析,可证实义净译本与藏文本属于同本异译。虽然义净译本的密教内容有受到前代译本的影响及出于个人原因所做的添加和改动,但只是较少的部分,总体来看这些内容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原典所做的翻译,间接证明了这一密教化的《药师经》梵文文本的存在,此译本非义净个人改造的密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