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的博弈分析及对策建议

目的:探讨建立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监管的长效机制。方法: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构建在药用野生动物资源监管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和资源利用者之间对资源利用的博弈模型,分析纳什均衡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目前药用野生动物资源监管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结果:规制机构进行监管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资源利用者不进行违规经营所得到的社会声誉和资源利用者违规经营被查处时承担的罚金。结论: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需要加强相关部门的配合协调,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和强化保护执法工作。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规制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需要通过行政法与刑法同时治理规范才能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公共卫生健康乃至社会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成为一种共识。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应《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规范野生动物保护的行政违法行为,将以食用野生动物为目的的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此外,应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准确归类和性质认定,并增设相关罪名,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实现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犯罪化的刑法规制,进一步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研究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退,亟待进一步完善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与制度措施进行规制。梳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具体制度,发现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方面存在不足,包括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立法目的存在偏颇、立法缺乏统筹性、立法存在缺失、执法监督体系存在漏洞以及近海渔民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从丰富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的立法目的,构建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填补近海渔业资源保护立法缺陷,完善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执法监督体系以及强化近海渔民权益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解决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法律规制不足的问题,促进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滇西北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滇西北位于横断山脉中段至北段,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平流区域内。这里山峦重叠,万壑幽深,是世界上著名的横断山系纵谷区。该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生态条件优越,并由此带来了生物物种的丰富性,被国内外誉为“动、植物资源的发源地”。生存着众多而珍稀的动物种群。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视野下对萤火虫法律保护探析

萤火虫作为野生动物的一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和《三有名录》(征求意见稿)中将其部分列入其中,加大对其的保护力度,然而,各地对萤火虫的保护和利用没有统一标准,作为药用、商用价值极高的萤火虫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无疑对于其生存是个重大问题。本文探析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下通过对萤火虫制度和现实层面考量,发现目前对萤火虫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大困境,针对于此提出在野生动物保护下施行下针对萤火虫的保护对策以及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创新管理体制方面的措施以期解决萤火虫作为野生动物的保护。

人兽冲突:权利保护抑或风险规制——以“野猪案”为例

随着近些年来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取得比较好的成效,许多原来并不踏足人类生活中的野生动物频繁出现,甚至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以及财产。因此,有关部门大量展开捕杀工作。但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野生动物的规制不能止步于人类的被动型捕杀控制,现有的人为捕猎据具有耗费经济成本、不符合“相生相克”律、对受害的群众救济不及时、救济的不到位等缺陷。对此,应当对野生动物保护采取全新的风险规制的底层原理,以加强预防控制宣传教育、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机制、修建设置阻隔预警设施等方法,将野生动物致害的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内。

野生动物入药的规制问题研究

综合历史与现代的各种情况,探索出一条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和中药发展的途径,走出两难的局面。野生动物入药首先要遵守中国现有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野生动物人工养殖技术。同时要利用现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积极寻找替代产品入药。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

中国现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于2016年,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之外的野生动物并不在禁食范围之内,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可以合法食用。随着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源于蝙蝠、穿山甲、竹鼠、獾等野生动物,因此“禁止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的声音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重新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完善相关内容,构建和谐生态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二元目标下野生动物立法的逻辑

如何强化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二元目标约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野生动物立法完善的重要议题。生态保护目标下的立法逻辑是维护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以保护优先为首要原则,构建野生动物积极保护和利用管控制度体系;公共卫生安全目标下的立法逻辑是将野生动物视为风险源,秉持风险预防原则,设计野生动物传染源监控和疫病传播途径管控制度体系。两目标所涉制度具有耦合效应,但也存在抵牾风险。立法统合二元目标应当以“生态环境与健康”概念为依归,明确各相关法律在协同实现二元目标方面的分工和可作为空间,采取相向而行的制度完善进路,以强化二者的协同效应并消减潜在的制度风险。

公共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政府规制研究

公共性旅游资源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其既要注重资源配置效率,又要兼顾社会福利。目前公共性旅游资源在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保护职能的政府规制显得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政府规制理论,通过剖析政府在公共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探索性提出价格、进入、环境、税费和信息补偿方面的规制内容体系和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监督约束机制方面的规制执行体系,以期有效实现公共性旅游资源的保护性目标和可持续利用。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制衡机制失衡与政府规制优化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相关利益者之间利益的冲突,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制衡机制。我国制衡机制的失衡,突出表现为:企业的制衡力过于强大,原居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制衡力过于微弱。制衡机制失衡必然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强势方获得超额利润。建议从三方面优化规制:重构政府的旅游资源管理体系与制度,严格执行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审批权";健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法规,编制并严格执行旅游规划,提高依法规制的合法性、科学性与严肃性;推进相关利益者制衡机制建设,对旅游资源实行全民监督管理。

生物基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国际法规制──兼论对我国基因资源保护的启示

在国际法上,基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涉及三个主要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和《TRIPS协议》,其中以CBD为核心,确立了基因资源的国家主权控制、事先知情同意和合理分享利益的原则和制度,确立了基因资源保护机制和产权设定的基本框架,对保护我国的基因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野生动物资源是人类社会必需的资源,它具有科学价值、药用价值、经济价值、游乐观赏价值、文化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由于环境的恶化,人类的乱捕滥猎,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正面临着种各样的威胁。本文主要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试论新形势下的海南旅游资源开发的法律规制及保护

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其拥有着丰富广阔的旅游资源亦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也正是因此,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肆意破坏以及不善加保护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出现,目前来看,海南岛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旅游资源保护处于劣势,而且由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特殊,一旦不加以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那么将势必会影响海南岛的整体发展以及岛民的生产生活。为了对海南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合理的法律法规制定以达到保护海南旅游资源的目的。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诅咒"假说并不成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抵消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试论风景资源开发中的政府规制

根据规制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分析了风景名胜区资源开发与保护中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以及既定风景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和管理体制下政府规制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提出了风景名胜区规制改革基本思路 :规制权力集中、规制激励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强化行政约束。

论我国的矿业环境保护法律规制

矿业环保是保持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雏护矿区生态稳定协调的重要保证。确立良好的矿业产权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协调经济与环境平衡；严格矿业权准入许可，可促进矿业环境管理；同时，完备的法律调控对矿业环保是最重要的。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