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应用科学大学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改革及启示

为加快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提升应用科学大学战略地位,荷兰政府积极推进应用科学大学学位体制改革,授权在应用科学大学设立专业博士学位项目。荷兰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以欧洲博士学位通用能力标准为依据,明确规定了不同于专业硕士和工程博士的专业博士能力标准,注重通过产科教协同机制和实践研究反哺机制培养博士生解决复杂实践问题的能力,强化教授团队对博士生的专业指导,以三级质量保障机制监测博士生学习质量。荷兰应用科学大学专业博士学位项目具有较强的赋能社会增值和职教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对我国加快推进高层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荷兰鸢尾自然变异株开花性状差异分析

【目的】探究荷兰鸢尾自然变异株系与野生株系的可区别性状的关键评判指标。【方法】根据球根鸢尾DUS测试指南,对野生型春之梦的4个变异株系MHS5-3、XCQ5-1、MZB7-2、CZL7-3的农艺性状进行测定,比较分析它们的观赏性状间的差异。【结果】自然变异株系与野生型在株型、花期以及生育期等性状没有明显差异;在供测的40个主要性状中,7个假质量性状,如花蕾、旗瓣、花丝、花柱、羽冠、垂瓣上下表面等部位的颜色的表达状态,在不同变异株系中与野生型相比均存在明显差异,具备可区别性;另外33个性状则无明显差异。【结论】花色是区别自然变异株系与野生型株系的一个重要性状,其中黄色、蓝色相对紫色、白色具有更强的变异潜力,可为荷兰鸢尾开展新品种选育以及种质创新利用提供思路和参考依据。

鲁迅与荷兰文学的风景——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随笔及其他

本文对鲁迅早年手抄《拟购德文书目》及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鲁迅藏书和手迹目录》中所涉及的荷兰作家进行考察,以此重新审视鲁迅与荷兰文学的关系。在此背景下考察鲁迅所译穆尔塔图里的两篇随笔,认为1924年至1926年鲁迅翻译了穆尔塔图里和望·蔼覃两位荷兰作家的作品,既是为了一偿夙愿,也是为了开启新的文学道路。其中,穆尔塔图里的小说和杂文具有现实战斗性,其晚年撰写大量杂文,以杂文这种自由的体裁和直率的风格抨击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偏见与歧视,可能对鲁迅后期选择的文学道路产生影响。

17-18世纪中国对荷兰的瓷器输出

在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瓷器令人瞩目。中国与荷兰在17-18世纪瓷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17世纪初,中国保持严格的对外政策,荷兰始终未能突破贸易关系,但在利润的驱使下,荷印公司以贸易和武力为手段,开启了瓷器生意。荷兰先后占据巴达维亚、中国台湾为贸易据点,热衷于瓷器搜集。明清鼎格之际,贸易流中断,中国台湾瓷器库存短暂供给了欧洲市场,此后日瓷充斥。中国瓷器的短暂消失并非商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国内形势稳定后,中荷瓷器贸易开始恢复。清政府对外政策松弛后,中荷直接贸易开始,瓷器输出增加。通过分析瓷器贸易规模、结构、价格及利润,发现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市场存在必然性:瓷器的精美、便捷、耐用等优秀属性,赋予了商品强大的竞争力,使其在与陶器、玻璃、木质器皿的竞争中优势凸显。中国在输出瓷器过程中,逐渐吸收经由荷印公司传导的欧洲需求,生产出品种繁多、符合西方审美及习惯的外销瓷器。同时,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新型饮品的风靡,引发了作为消费互补品和高价值压舱品瓷器的需求增加。早期瓷器是由上层社会收藏、装饰的奢侈品,自泛滥后,变为大众阶层的日用品,反映为贸易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日益亲民的价格。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完成扩张后,衰落的端倪开始显现。由于瓷器的价格下降,荷兰贸易瓷器的利润率也在下滑,加之英国、瑞典、法国、丹麦等国家与荷兰在瓷器贸易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荷印公司降低了瓷器在商品经营中的地位。此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印公司的瓷器贸易骤减。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受到挑战。长期以来欧洲都在探索瓷器生产,18世纪德国终于成为首个发现高岭土的国家,在科学试验和科技革命的潮流下,欧洲不仅掌握了制造瓷器的原料及技术,还逐渐建立工厂流水线以及使用机器化设备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欧洲本土瓷器质量日渐精细,外观、功能设计又比中国瓷器更加符合欧洲需要,加之在运输时间、运输成本、降低破损率上更具优势,中国瓷器逐渐失去竞争力,淡出欧洲市场。

“共构殖民论”辨析:荷据时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内地移民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考察

“共构殖民论”认为历史上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荷兰殖民者到来后主导推动的结果,宣称中国内地移民与殖民者“相互依赖”,对台湾地区进行了“合作殖民”。这不仅美化了殖民统治,也否定了自古以来两岸之间交流融合不断发展、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逐步深化的历史事实,并将后者和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混为一谈,与“台独史观”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但是,各种史料记载早已充分证明,引发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地方面,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导是中国内地官方与民间,而不是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与中国内地移民的关系绝非“相互依赖”,当时台湾地区各项产业的开发,均是建立在前者残酷剥削后者血汗的基础之上。后者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乃至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联合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反抗,是荷兰殖民者猜忌防范的重点对象。所谓“共构殖民论”,是对荷据时代的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历史的严重歪曲。

眼睛与世界—阿尔珀斯《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

不同于意大利艺术的叙事性传统,17世纪的荷兰绘画展现出一种制作的性质,在《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中,美国艺术史家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1936~)在欧陆传统内部发起反叛,引人关注到荷兰绘画的“描绘性”特征—“荷兰绘画与现实,犹如眼睛与世界”。这一语境下,本文深入20世纪的视觉文化与景观研究,重新审视阿尔珀斯上述讨论所面对的复杂处境,当“域外景观”沦为一种帝国风景,当效果本身能够制造隐喻,北方绘画的描绘性终究难以从一而终。

略论明朝水师仿制欧洲火器及其击败荷兰军舰的火攻战术

郑成功水师于1661年收复中国台湾的战役中击败荷兰水师,并击沉荷兰主力舰“赫克托号”,这是明朝水师对外战役中最杰出的战绩之一。自从葡萄牙舰队出现于闽粤海面以来,明军一直在研究和仿制欧洲军舰及其火器,在火炮、火枪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不仅如此,明军还研发了推送火船和抛掷火罐等火攻战术,并将其和明军传统近战战术相结合,这才取得在浅海攻击欧洲军舰的海上优势。因此,明军击沉荷兰主力舰“赫克托号”不是偶然的。

荷兰高职教育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框架研究及其启示

荷兰信息通信技术(ICT)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框架以能力为导向,描述了高职教育ICT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应当具备的职业能力。该框架由专业技能模型和专业职责模型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专业技能模型包括技能类别与熟练等级两个维度,而专业职责模型包含架构层级、活动类别和熟练等级三个维度。总体而言,该框架体现以能力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内涵、创新采用三维立体结构、对接国内外行业与教育标准、基于利益相关者意见进行及时更新等四方面的特点。这启示我国高职教育ICT专业人才培养应当对接岗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模型构建,加强理论支撑;注重标准衔接,打通发展路径;紧跟时代潮流,应对市场变化,从而促进我国高职教育ICT专业的改革与发展。

清爽开胃的荷兰豆

说到荷兰豆,估计您肯定熟悉它,近些年来它已成为餐馆和家庭常见的食材,看上去和豌豆很相似。有趣的是,荷兰豆在中国被称之为“荷兰豆”,而在荷兰,人们却称它为“中国豆”。据考证,荷兰豆原产于中国西南边睡以南、东南亚的缅泰边境一带。荷兰人称之为“中国豆”,是因为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将之带到荷兰的。而中国人称它为“荷兰豆”。

荷兰风格派对包豪斯设计理念转变的影响

研究了荷兰风格派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影响,分析了风格派的设计理念在包豪斯理性设计中的体现,并阐述了风格派对现代设计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荷兰风格派相关设计作品和代表人物,对荷兰风格派包豪斯设计中的体现进行多层面、多方位分析,总结了风格派对于理性主义设计和现代主义设计的深远影响。

荷兰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促进师生主体的国际双向流动、开展多类型的国际化职业教育课程、注重实践导向的国际化应用研究、优化以人为本的国际化服务体系等策略,荷兰高等职业教育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国际化道路。借鉴荷兰经验,我国应建立以资格框架为基础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体系,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体系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制度支持,推动师生主体的双向流动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立足点,开展多维度举措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实施路径。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的体系化发展路径与启示

荷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其环境法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两次体系化工作,将环境保护和土地规划的相关法律进行整合、补充、完善,形成新的法律,2024年1月生效的《环境与规划法》是荷兰立法体系化的标志性成果。该法立足荷兰国情,突出以整体规划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方式,确立了新的环境治理理念,建立起新的治理体系,但没有完全改变原有的“基本法—单行法”立法结构,既节约立法成本,又增强了可操作性。该法体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价值的环境立法体系化规律,立足荷兰国情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并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性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荷兰国家反恐情报体系建设借鉴研究

当前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蔓延,反恐情报体系建设是国家安全预警机制的基础之一,亦是反恐工作的重中之重。荷兰国家反恐情报体系内涵丰富、要素齐全,但我国学界对此研究较少。通过从法律、主体、合作、监督四大维度入手分析,研究荷兰国家反恐情报体系的特征,探索其建设经验、规律,对于我国提高防范和化解恐怖主义风险的能力,完善中国特色反恐情报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适宜早熟棉—荷兰豆套作的荷兰豆品种筛选试验

为稳定豫东地区棉花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农民经济收益,引进5个荷兰豆品种,以筛选出适宜在豫东地区和早熟棉套作的荷兰豆品种。结果显示,口感脆嫩、产量高的金船白花双荚818和豌豆6号,开花时间比较集中,便于采摘,株高和棉株相近,适宜攀附在早熟棉植株上进行套作;早熟棉套种金船白花双荚818综合经济效益为50223元/hm^(2),套种豌豆6号综合经济效益为49 319元/hm^(2),效益可观,值得在豫东地区大力推广。

相似与相异: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经济史比较研究

中国和欧洲都涵盖了广大地域,其中各个地区在各方面差异很大。要进行深入而客观的比较研究,应当选择那些具有较高可比性的地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在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各个地区中,江南和荷兰是两个可比性最高的地区。采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的方法,对19世纪初期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相似性和相异性。这个结果有力地推翻了以往以“英国模式”为标准来研究中国和欧洲近代经济史所导致的各种偏见,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抵御到接纳——荷兰填海造地实践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滨海空间利用亟需综合性的创新方案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荷兰有丰富的填海造地工程实践经验。文章从2010年以来16个荷兰填海造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践中提炼出“建造结合自然”策略;并选取马肯湖瓦登海生态群岛项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对策划、设计、建造与监测过程进行内容与形态分析,总结其生态策略及创新治理模式,以期为我国滨海地区的空间利用提供新思路。

作为新主体的“网络公众”——荷兰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在线参与机制

作为遗产包容性保护的重要环节,传统线下公众参与模式参与途径少、地域限制大、人员组织难的弊端逐渐显露。在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荷兰积极搭建在线参与平台,“网络公众”作为新主体参与到了城市遗产保护实践中,使跨越时空的普遍联系成为可能。文章选取荷兰9个在线参与平台为案例,通过线上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探索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在线参与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叙事”通过“叙事编码-叙事解码-设计专题”的逻辑,将碎片化的个人叙事材料转化为系统性的遗产保护参照,实现了遗产认知的集体表达;“数字制图”基于“参与-转译-传播-反馈”的循环运作机制,为遗产空间记忆呈现提供了路径。(2)“数字祛魅”与“政策转向”让网络公众参与的技术阻碍趋于消解、参与权利逐步明确,保障了在线参与机制的民主性与公平性。(3)中国可以从“网络公众”参与引导、参与路径、参与正义三个层面学习荷兰的经验,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在线参与机制。

引导与管制、协商与整合——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面临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与面向治理转型的时代要求。荷兰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协商与目标整合、保持规划适应性、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提供启示。文章建议:在不改变我国“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不同层级各空间性规划的主导属性与内容特征,并在横向上建立部门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纵向上建立“市—县—乡镇”互动协商机制。

数字时代荷兰档案鉴定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数字时代背景下关于档案鉴定尚存许多争论。为探寻数字时代档案鉴定政策的发展方向,本文以荷兰这一宏观鉴定实践先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荷兰档案鉴定政策的系统梳理,从实践角度展示适应数字时代的档案鉴定政策。在经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冲击后,荷兰发现PIVOT[1]宏观鉴定方法已不再适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状。在听取各方面建议后,荷兰于2007年正式提出新的档案鉴定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新的档案鉴定指导手册。随着2021年新档案法提案的送交,荷兰档案鉴定政策迈向了现代化发展阶段。本文响应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精神,文中所强调的荷兰档案鉴定政策发展历程所体现的合作观、系统观和阶段观,能为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应对数字化的冲击与挑战提供有益借鉴。

荷兰空间规划发展历程对我国的启示

荷兰在土地合理利用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我国相似的自然资源国情和规划体系,使荷兰国土空间规划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荷兰空间规划经过初始阶段(1902—1964年)、发展阶段(1965—2007年)、改革阶段(2008—2013年),到现在的“多规合一”阶段(2014年至今),规划改革历程与我国极为相似。目前荷兰刚编制完成的相当于国家级的国土空间规划《空间规划与环境国家战略》,对2050年国家发展愿景提出了4个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文章通过研究荷兰100多年来规划发展历程和当前国家级、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环境愿景规划)的主要内容,从改革重点、规划内容、实施监督、法律支撑等方面总结出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