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丝绸贸易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活跃在东亚海域从事贸易活动,是近代东亚贸易网络的重要参与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后,巴达维亚成为中国到荷兰本土之间丝绸贸易路线的重要中转站。而从荷兰殖民势力退出台湾地区之后到18世纪60年代以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中心招徕中国商船前来贸易以获得丝绸。不过,其间的丝绸贸易并非一帆风顺,18世纪的贸易量和贸易额相较于17世纪均有所下降,而且还出现了三个较长时段的贸易空档期。除去时间久远导致相关贸易数据缺失的因素,根本在于这三个时段受到了中国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方式的转变以及荷兰国内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对华丝绸贸易的繁荣与萧条,主要与当时中荷双方政治思想与外贸理念的不同有关。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

瓷器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载体,近代早期的欧洲正是通过对瓷器的认识建构了中国文化。中国瓷器的外销由葡萄牙拉开帷幕,但真正使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是17世纪崛起的荷兰。在中荷瓷器贸易的初期,瓷器作为奢侈品成为王公贵族使用和收藏的对象,随着中荷瓷器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瓷器从上流社会追求的奢侈品成为欧洲普通民众不可或缺的餐饮具。该文选取明末清初的17—18世纪作为时间节点,探讨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的背景、经过及对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旨在探究历史事实,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

本文介绍一批17世纪中期的荷兰手稿地图,重点讨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制图师对南海地区的地图表现。从地图学史的角度,这批地图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们沿袭“波图兰”(portolan)海图的风格;其次,较之16世纪的葡萄牙人地图,在精确性上有了极大提高;第三,部分地图上的船只航迹和水深数据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曾进行过水文调查;第四,荷兰人在葡萄牙人地图上的“帕拉塞尔”(I.Pracel)的右边或更远离海岸的位置,绘制了一组呈三角分布的浅滩,称之为“普鲁伊斯浅滩”(pruijs drooghten),它所表现的正是西沙群岛。本文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拓展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网络的过程中,也取得了地理知识上的巨大进步,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呈现出携手并进的态势;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manuscript vs.print)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17世纪荷兰人在地图学上的真实成就或被其繁复华丽的装饰性、消费型地图的商业成功所掩盖,实则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经营的三角贸易

1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台湾成为中日贸易的一个理想中转站。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不失时机地在此展开贸易竞争。最具竞争实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排除了各国对手,独占台湾,经营着大规模的中日贸易,并赚取了高额利润,台湾因此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网上的一个重要商站。

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委员会与中荷茶叶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始于1729年止于1794年。在这65年里,该贸易因为茶叶而经历了1729-1734年、1735-1756年、1757-1794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第三阶段,荷印公司为适应重组对华贸易运营方式的现实需要而成立的直属机构中国委员会被赋予绝对权威,对该贸易实行全权管理。为有效监管对华贸易,中国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举措指挥船务官员、商务大班以及巴城政府等对华贸易参与者各司其职地服务该贸易。中国委员会的有效管理,加之诸多重要外在因素,促使1757-1794年成为荷印公司对华茶叶贸易以固定经营方式维持时间最久的时期,其中1757-1781年更是其"黄金时代"。

17世纪中前期荷兰殖民者眼中的澳门与台湾--从16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计划说起

17世纪中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者为了其在亚洲殖民贸易的需要,曾多次计划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门。如果对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的计划追根溯源,便可以发现其产生、实施、搁置、重启,其实无不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是17世纪中前期东亚海洋争霸的大背景下,澳门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眼中地位变化的体现。而它的最终破产,也正是东印度公司在澳门与台湾之间举旗不定、顾此失彼的结果。

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

17世纪上半叶,占据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与当时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贸易的郑氏海商集团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竞争,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然而,在郑氏集团强有力的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被迫于1662年撤出台湾,失去了在远东贸易的一个宝贵的转运基地。

论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华经营之道

18世纪广州特殊的商业环境促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港口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策略。此策略不仅仅表现在该公司驻广州商馆人事组织与管理上,同时也体现在公司贸易代表与贸易伙伴、中国官府、竞争对手以及当地雇员的关系上。本文资料来源主要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驻广州商馆档案,此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该公司贸易代表的在华经营之道。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档案探析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1729年开通,1794年终止,先后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而1762年公司正式设立的驻广州商馆迟至1822年才关闭。在此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经营业务内容基本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涉及了公司“十七绅士”及其属下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城市商会、巴城政府、中国委员会以及公司驻广州商馆等参与者自身业务活动及其彼此之间互动交往的方方面面。相关档案的管理及其归类编目,自公司时代至1970年代在经历了多次变更后最终得以完善。

17世纪5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持华人商船事件研究

17世纪50年代的东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频频劫持前往贸易的华人商船。那时华人商船主要受"国姓爷"郑成功控制。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持华人商船有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细节可考的就有8起之多,激烈的海上竞争是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关键因素之一。

16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经营亚洲贸易的制胜之道

用友好方式追逐这种贸易已经够久了。我们[荷兰人]现在有足够的权力去阻止他们[中国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就像他们拒绝我们同他们贸易一样。HTColenbrander ed,Jan PieterszCoen: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Ⅰ(SGravenhage:Marfinus Nijboff 1919-1934),p650:16 November 1621.——荷兰总督杨·彼得森·科恩(Jan PieterszCoen),1621年11月16日。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经济的诸多标准都是最早出现在近代早期的亚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率先将他们的贸易范围由欧洲扩至全球。17世纪初,英国人、荷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瑞典人及其他欧洲人也纷纷各自绕过好望角,寻找其在亚洲贸易中的份额。到17世纪中叶,他们中的一员取得巨大成功——撇开其他人的嫉妒不谈——以致在全球贸易中树起一个新的效率标准。这就是荷兰人。

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明末清初克拉克瓷发展演变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并与中国进行兴盛的瓷器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明末清初瓷器外销。克拉克瓷是明末清初外销瓷名品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克拉克瓷的命名与发展演变均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扩张

十七世纪上半叶是东西方文化交相接触、商业战争剧烈开展、西方殖民者疯狂东进的时代。在远东,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角逐征战,争夺商业霸权,而物产丰富,民间对外贸易发达的中国,则是他们唾涎欲滴的目标,他们力图在中国建立贸易据点、垄断对华贸易,以执远东贸易之牛耳。本文拟就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殖民者的对华贸易扩张略作叙述。

17世纪中国沿海海盗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走私贸易研究

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与中国政府求商不成的情况下,被迫依靠沿海的海盗开展对华走私贸易。而这些海盗对公司经营的走私贸易既有合作也有制约,双方关系十分复杂。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檀香木贸易研究

檀香木,是一种半寄生性植物,因具有独特的芳香,常被用于制作香料,亦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故《本草纲目》曰:“檀香,善木也,故字从亶。”由于其产地分布极不均匀,需要通过国际贸易间的货物流通才能够到达目的国。印度历史学家朝德哈利指出,在中世纪的亚洲内部贸易体系之中,檀香木同丝绸、瓷器以及胡椒是最为重要的贸易商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海寇(1621～1662)

十七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骤至中国水域,试图开展对华贸易。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然而被不信任“红毛夷”及其强大舰队的中国官员断然回绝。然而这批同样的官员却经常向中国的海寇许以高位以劝其放弃不法的生活。当看到海寇接二连三变为显贵时,荷兰人渐感挫败。他们想知道:为何海寇可以因罪得赏而我们的公司却被无视?考虑到“中国的海寇……能充分向我们展示怎样并且以什么方式向中华帝国施压”,荷兰人于是决定实行一项巧妙的计划:联合海寇攻击中国,他们设想在此之后中国的官员们将同意他们进行自由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原因再探

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运营成本过高和垄断经营模式的落后。由于雇员人数多,人力成本持续增高。为了维持垄断特权,公司需要支出大量管理费用,还必须面对越来越猖獗的走私和腐败问题。虽然公司在亚洲的收入一直很可观,但整体财务状况从18世纪开始持续恶化,最终因为第四次英荷战争的打击,爆发严重财务危机,彻底崩溃。

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二)

“毛里求斯”号沉船自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它曾先后建造、收购了数十艘远航船只,其中“毛里求斯”号帆船就是东印度公司最古老的商船之一。1601年,“毛里求斯”号帆船成功下水,开始它的第一次远航旅程。随后几年,“毛里求斯”号先后数次起航,出色完成了远东贸易任务。

济南市典型区夏季VOCs分布特征及臭氧生成机制

基于2020年6—8月济南市石化区、市区和南部山区VOCs以及臭氧和气态污染物等在线监测数据,结合气象因素分析了各典型区夏季VOCs污染特征,并通过计算臭氧生成潜势(OFP)和MCM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等级VOCs对臭氧生成的影响,采用PMF模型对市区夏季VOCs进行了来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石化区VOCs浓度(158.29μg·m^(-3))明显高于市区(47.71μg·m^(-3))和南部山区(24.65μg·m^(-3)),VOCs中均以烷烃占比最大,其次为芳香烃,3个区域VOCs浓度均随污染等级升高而升高;不同污染等级下均为石化区OFP(743.7—1474.9μg·m^(-3))大于市区(156.9—378.1μg·m^(-3))和南部山区(113.4—168.7μg·m^(-3)),3个区域均是芳香烃OFP占比最大,其次为烯烃,说明芳香烃和烯烃类VOCs对臭氧生成的贡献最大,其中OFP贡献最大的单体为间/对-二甲苯;MCM模拟结果表明石化区O_(3)净生成速率(33.51×10^(-9)·h^(-1))最高,其次为市区(22.97×10^(-9)·h^(-1))和南部山区(3.91×10^(-9)·h^(-1));石化区的1-戊烯、甲苯、异戊二烯、间-乙基甲苯和邻二甲苯,市区的1-丁烯、间/对-二甲苯和顺式-2-丁烯,南部山区的顺式-2-丁烯、异戊二烯、反式-2-丁烯相对增量反应活性(RIR)较大,对臭氧生成的影响较为明显.PMF模型解析结果表明济南市区夏季燃烧源、移动源和餐饮油烟源对VOCs贡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