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旨,“稳增长、上台阶、促开放、保生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省际层面存在“荷兰病”视角下的资源诅咒现象,绿色金融发展对“荷兰病”具有缓解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促进制造业发展是绿色金融缓解“荷兰病”效应的主要路径。基于此,中国可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绿色金融在缓解“荷兰病”效应中的作用:一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资源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发生。二是大力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为资源节约型制造业发展提供充沛的金融资源支持。三是重视区域异质性,实现绿色金融规模发展与适度发展的有机结合。四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功能,切断“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及“荷兰病”对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

荷兰病:实证研究及最新进展

经典荷兰病指的是资源繁荣引起生产要素从其他部门(特别是制造业)转移到资源部门,由此产生的逆工业化现象。本文在回顾荷兰病理论基础上,具体描述了经典荷兰病模型、作用机制及其经济结构调整效应,按照假设演进的线索系统梳理了荷兰病数理模型及适用范围,从方法论和检验思路上评述了荷兰病经验检验的线索和进展。本文扩展了荷兰病的内涵,综述了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源、旅游资源、财政资源、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新型荷兰病效应的表现和特征,论述了经典荷兰病、新型荷兰病和比较优势陷阱的关系。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荷兰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产业突然繁荣往往会通过要素、产品和货币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挤出当地制造业,使之逐渐衰退,或者难以起步,它是典型的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一。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荷兰病产生的原因和危害,然后借助模型分析详细解释其背后的原理,继而通过实证和案例分析说明在我国,荷兰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不同于荷兰、挪威等发达国家,我国荷兰病的主要症结在于挤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提高劳动力雇佣成本。最后,以现实为基础提出如何改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产业单一化和初级化的政策建议,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缩小东西部差距。

论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差异——基于功能与地区多重分类考察的另类荷兰病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分税制下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区财政努力差异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对转移支付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总体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就区域效果而言,转移支付在促进东部发达省份财政努力的同时,抑制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努力;就转移支付的功能类型而言,以税收返还为主的条件性转移支付会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征税,而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将不同程度地抑制地方财政努力。这就产生了挤出效应与另类"荷兰病"的问题。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文章从实证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和"人民币汇率效应"等渠道,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文章建议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及鼓励中西部内陆地区更积极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和培育优势产业,从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荷兰病”型旅游地:内涵解析与识别流程

"荷兰病"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一国或地区某一产业部门异常繁荣,而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在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中,存在着以丽江市、张家界市、三亚市、黄山市和阿坝州为代表的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旅游地。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概念,并系统阐述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内涵特征、形成条件和识别流程,运用Eviews7.0软件对上述五个城市进行"荷兰病"识别的计量经济分析,发现都属于典型的"荷兰病"型旅游地。

旅游地“荷兰病”效应:旅游负面经济影响研究新视角

"荷兰病"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一国或地区某一产业部门异常繁荣,而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结构病症,"荷兰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是旅游负面经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系统梳理旅游地"荷兰病"效应的理论渊源和相关研究,初步提出了其内涵界定,即旅游产业异常繁荣,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以期为旅游负面经济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尼日利亚经济增长机制和问题研究——基于荷兰病理论的分析

2014年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达5099亿美元,超越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两国经济实力消长正在改变非洲经济格局和投资版图。尼日利亚经济增长与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盛衰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和1999年以来初级产品超级周期中,尼日利亚经济增长迅速;而80年代和90年代石油萧条时期则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呈现"荷兰病"的种种特征,包括出口和财政过度依赖石油,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储蓄不足,投资效率低下,滋生财富集中、腐败、寻租、贫困化增长、基础设施短缺、极端组织猖獗等多重社会问题。本文基于1970-2013年尼经济数据,分析了尼日利亚"荷兰病"的主要症状,提出其破解"荷兰病"对策在于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炼油等产业,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提升制度质量和执行效率。

“荷兰病”与俄罗斯科学—技术创新

俄罗斯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其原因主要是俄罗斯专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出口,忽视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俄罗斯要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面临着很多困难,特别是"荷兰病"阻碍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创新。

中国式“荷兰病”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

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源于"入世"后大规模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伴随大量外国资本涌入的另类"荷兰病",指出中国应对"荷兰病"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及其诸多影响,提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实施扶持性产业政策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减少"中国式荷兰病"的不利影响。

产业结构与经济风险——来自“荷兰病”的模型分析

"荷兰病"原指一国由于过度依赖单一产品或服务的出口而导致经济先繁荣后急剧萎缩的现象。本文将此概念拓展,认为此类"荷兰病"可以在任何产业中发生,其本质是追求现期利润而导致的产业过度集中,从而使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整体不确定性。通过分析此种经济模式的内在"荷兰病"趋势带来的不稳定性,说明了这种表面的经济繁荣是以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风险为代价的。本文发现,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可能无法全部反映行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在引导产业结构形成时的局限性,警惕此类信号的误导。此外,本文建议培育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以提高经济体的"容错"能力,同时产业政策的激进与保守也应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大小。

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

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问题一直是个学术界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本文根据"荷兰病"的理论模型,分别从国际油价上涨是否导致汇率上升、制造业部门是否表现出"去工业化"现象和工资上涨的效应是否存在这三方面,运用协整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讨论了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问题,并综合三方面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了俄罗斯存在一定程度的"荷兰病"现象的结论。

旅游地“荷兰病”效应发生机制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旅游地"荷兰病"是传统"荷兰病"拓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旅游地"荷兰病"的发生机制,研究表明:旅游地"荷兰病"的形成包含了"去农(工)业化"和"路径依赖"两个正反馈,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产业前景、发展氛围、权力、市场需求、资源转移、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七条正反馈回路。上述正反馈在导致旅游地"荷兰病"效应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旅游地的政治锁定、认知锁定和功能锁定,增加了区域经济转型的难度。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荷兰病”效应探究

对于"资源诅咒"现象最为广泛的理论解释源自于"荷兰病"模型。在对"荷兰病"进行理论解读并探讨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省际层面、省域内和产业层面检验和剖析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荷兰病"症状,据此提出了破解"荷兰病"效应以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

老欧洲的困境:从“荷兰病”到荷兰模式

二十世纪60年代荷兰已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但随着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荷兰经济中的"荷兰病"开始显现,荷兰政府针对"荷兰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取得巨大成功,被称为"荷兰模式"。荷兰模式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作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中,国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国家是有能力通过一定途径实现高就业的,不管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都应该谨慎对待福利政策,提高经济竞争力,并不断为企业注入活力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劳动密集型出口经济、FDI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式“荷兰病”的实证检验

"荷兰病"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也可能因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所诱发。在对"荷兰病"和中国式"荷兰病"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协同学原理计算了中国经济发展系统的有序度,并且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1990—2007年间劳动密集型出口经济、FDI依赖和中国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验证中国式"荷兰病"的存在性。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外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系统有序度的提高,中国式"荷兰病"效应目前并不存在。

从荷兰病看当今世界财富观的转变

传统观点认为,地大物博是一个国家拥有财富的重要标志,但从荷兰病的出现可以看出,当今世界财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已经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有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从来源于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出发,对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惰性效应、人民币汇率效应、资源转移效应等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诸多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在"体制惰性效应"等影响下,中国"国富民穷"、东西部差距以及城乡差距问题日益恶化;但在"人民币汇率效应"作用下,东西部差距存在明显减缓趋势。文章最后建议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积极推行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健康、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荷兰病”效应与“资源诅咒”的桂西新型工业化路径选择

资源富集与贫穷落后是一对根本对立的矛盾,可现实中出现了"富饶的贫困"。文章从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富饶的贫困"的原因,进而提出桂西资源富集区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选择。

要素成本膨胀、“荷兰病”与中国制造业“空心化”:基于世界工厂全球迁徙现象的分析

近年来制造业空心化使得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世界工厂全球迁徙现象的考察,发现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制造业在短期内的低盈利性、长期内的利润趋零、以及自身过度繁荣诱发的"荷兰病",最终使得制造业走向空心化。当前中国正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加速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及TPP和TTIP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巨大冲击。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冲制造业用工成本的上升、提升产业附加值率先迈向"第四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打造"第四利润源"、防治"荷兰病"以避免制造业"脱实向虚"、推进国际产能与区域经济合作以化解TPP和TTIP的消极影响,成为当前应对制造业空心化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