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丝绸贸易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活跃在东亚海域从事贸易活动,是近代东亚贸易网络的重要参与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后,巴达维亚成为中国到荷兰本土之间丝绸贸易路线的重要中转站。而从荷兰殖民势力退出台湾地区之后到18世纪60年代以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中心招徕中国商船前来贸易以获得丝绸。不过,其间的丝绸贸易并非一帆风顺,18世纪的贸易量和贸易额相较于17世纪均有所下降,而且还出现了三个较长时段的贸易空档期。除去时间久远导致相关贸易数据缺失的因素,根本在于这三个时段受到了中国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方式的转变以及荷兰国内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对华丝绸贸易的繁荣与萧条,主要与当时中荷双方政治思想与外贸理念的不同有关。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

瓷器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载体,近代早期的欧洲正是通过对瓷器的认识建构了中国文化。中国瓷器的外销由葡萄牙拉开帷幕,但真正使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是17世纪崛起的荷兰。在中荷瓷器贸易的初期,瓷器作为奢侈品成为王公贵族使用和收藏的对象,随着中荷瓷器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瓷器从上流社会追求的奢侈品成为欧洲普通民众不可或缺的餐饮具。该文选取明末清初的17—18世纪作为时间节点,探讨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的背景、经过及对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旨在探究历史事实,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7-18世纪中国对荷兰的瓷器输出

在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瓷器令人瞩目。中国与荷兰在17-18世纪瓷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17世纪初,中国保持严格的对外政策,荷兰始终未能突破贸易关系,但在利润的驱使下,荷印公司以贸易和武力为手段,开启了瓷器生意。荷兰先后占据巴达维亚、中国台湾为贸易据点,热衷于瓷器搜集。明清鼎格之际,贸易流中断,中国台湾瓷器库存短暂供给了欧洲市场,此后日瓷充斥。中国瓷器的短暂消失并非商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国内形势稳定后,中荷瓷器贸易开始恢复。清政府对外政策松弛后,中荷直接贸易开始,瓷器输出增加。通过分析瓷器贸易规模、结构、价格及利润,发现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市场存在必然性:瓷器的精美、便捷、耐用等优秀属性,赋予了商品强大的竞争力,使其在与陶器、玻璃、木质器皿的竞争中优势凸显。中国在输出瓷器过程中,逐渐吸收经由荷印公司传导的欧洲需求,生产出品种繁多、符合西方审美及习惯的外销瓷器。同时,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新型饮品的风靡,引发了作为消费互补品和高价值压舱品瓷器的需求增加。早期瓷器是由上层社会收藏、装饰的奢侈品,自泛滥后,变为大众阶层的日用品,反映为贸易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日益亲民的价格。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完成扩张后,衰落的端倪开始显现。由于瓷器的价格下降,荷兰贸易瓷器的利润率也在下滑,加之英国、瑞典、法国、丹麦等国家与荷兰在瓷器贸易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荷印公司降低了瓷器在商品经营中的地位。此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印公司的瓷器贸易骤减。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受到挑战。长期以来欧洲都在探索瓷器生产,18世纪德国终于成为首个发现高岭土的国家,在科学试验和科技革命的潮流下,欧洲不仅掌握了制造瓷器的原料及技术,还逐渐建立工厂流水线以及使用机器化设备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欧洲本土瓷器质量日渐精细,外观、功能设计又比中国瓷器更加符合欧洲需要,加之在运输时间、运输成本、降低破损率上更具优势,中国瓷器逐渐失去竞争力,淡出欧洲市场。

Fluor工程公司办公楼 荷兰霍夫多普

保罗·德·鲁特建筑师事务所为高档工程公司Fluor设计新办公楼完全反映出了该公司独特的工作方式。设计目的是创造一个一切围绕着合作、互动和分享知识的空间。同时,需要为工程师创造出能在独立的安全区域里开展各种敏感项目的大量机会。安全和互动的独特组合Fluor公司的工作风格在荷兰是独一无二的。小团队的任务能最终发展成高度复杂的技术项目,其中涉及数十名员工之间的合作。

浅析十七世纪中日与荷兰陶瓷贸易变化及其原因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16—17世纪最大的垄断商业组织,该公司的商业版图遍布世界,该公司从中国带回欧洲的陶瓷在欧洲卷起了一股中国陶瓷热。但是在清朝政府所颁布的海禁政策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下,破坏了中国瓷业,导致了中国陶瓷出口额锐减。同一时期,日本陶瓷产业刚刚成熟,面对世界市场对陶瓷大批量的需求,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把视野转移到了发展迅速的日本。日本在东印度公司大量订货的重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陶瓷样式,吸收中国陶瓷技术,日本制瓷器在技术、规模和质量上都向中国靠拢。1690年中国重回国际陶瓷市场,并且后来者居上,并于1750年重新回到陶瓷霸主的位置,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亚洲与欧洲贸易的主要桥梁,对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数量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角度,通过分析当时中日的产品、政策和其他因素,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中日外销瓷时,做出市场决策的原因。

法电与荷兰熔盐堆开发商签署合作协议

【荷兰索赛安公司网站2024年5月16日报道】法国电力公司(EDF)和荷兰索赛安公司(Thorizon)2024年5月16日签署合作协议,将联合推进后者Thorizon One熔盐堆(热功率25万千瓦、电功率10万千瓦)研发。根据新协议,法电将审查Thorizon One堆芯中子学计算,并进行情景分析,以确定这种反应堆如何助力实现闭式燃料循环。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经营的三角贸易

1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台湾成为中日贸易的一个理想中转站。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不失时机地在此展开贸易竞争。最具竞争实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排除了各国对手,独占台湾,经营着大规模的中日贸易,并赚取了高额利润,台湾因此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网上的一个重要商站。

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委员会与中荷茶叶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始于1729年止于1794年。在这65年里,该贸易因为茶叶而经历了1729-1734年、1735-1756年、1757-1794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第三阶段,荷印公司为适应重组对华贸易运营方式的现实需要而成立的直属机构中国委员会被赋予绝对权威,对该贸易实行全权管理。为有效监管对华贸易,中国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举措指挥船务官员、商务大班以及巴城政府等对华贸易参与者各司其职地服务该贸易。中国委员会的有效管理,加之诸多重要外在因素,促使1757-1794年成为荷印公司对华茶叶贸易以固定经营方式维持时间最久的时期,其中1757-1781年更是其"黄金时代"。

17世纪中前期荷兰殖民者眼中的澳门与台湾--从16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计划说起

17世纪中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者为了其在亚洲殖民贸易的需要,曾多次计划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门。如果对东印度公司进攻澳门的计划追根溯源,便可以发现其产生、实施、搁置、重启,其实无不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是17世纪中前期东亚海洋争霸的大背景下,澳门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眼中地位变化的体现。而它的最终破产,也正是东印度公司在澳门与台湾之间举旗不定、顾此失彼的结果。

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

17世纪上半叶,占据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与当时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贸易的郑氏海商集团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竞争,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然而,在郑氏集团强有力的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被迫于1662年撤出台湾,失去了在远东贸易的一个宝贵的转运基地。

论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华经营之道

18世纪广州特殊的商业环境促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港口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策略。此策略不仅仅表现在该公司驻广州商馆人事组织与管理上,同时也体现在公司贸易代表与贸易伙伴、中国官府、竞争对手以及当地雇员的关系上。本文资料来源主要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驻广州商馆档案,此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该公司贸易代表的在华经营之道。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档案探析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1729年开通,1794年终止,先后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而1762年公司正式设立的驻广州商馆迟至1822年才关闭。在此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经营业务内容基本都被详细记录在案,涉及了公司“十七绅士”及其属下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城市商会、巴城政府、中国委员会以及公司驻广州商馆等参与者自身业务活动及其彼此之间互动交往的方方面面。相关档案的管理及其归类编目,自公司时代至1970年代在经历了多次变更后最终得以完善。

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

本文介绍一批17世纪中期的荷兰手稿地图,重点讨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制图师对南海地区的地图表现。从地图学史的角度,这批地图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们沿袭“波图兰”(portolan)海图的风格;其次,较之16世纪的葡萄牙人地图,在精确性上有了极大提高;第三,部分地图上的船只航迹和水深数据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曾进行过水文调查;第四,荷兰人在葡萄牙人地图上的“帕拉塞尔”(I.Pracel)的右边或更远离海岸的位置,绘制了一组呈三角分布的浅滩,称之为“普鲁伊斯浅滩”(pruijs drooghten),它所表现的正是西沙群岛。本文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拓展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网络的过程中,也取得了地理知识上的巨大进步,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呈现出携手并进的态势;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manuscript vs.print)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17世纪荷兰人在地图学上的真实成就或被其繁复华丽的装饰性、消费型地图的商业成功所掩盖,实则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荷兰商业霸权的确立

17世纪荷兰的兴盛得利于诸多因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亚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贸易网络，使荷兰的对外贸易在地中海地区占居第2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在东西贸易中的霸主地位为荷兰世界商业霸权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荷兰壳牌公司风险管理理念与实践

介绍了荷兰壳牌公司一套可验证的HSE管理体系,叙述了HSE方针、HSE管理体系以及风险评价的描述和评估控制措施。

专利池的有效许可与权利滥用——分析荷兰飞利浦公司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之案例

本文通过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荷兰飞利浦公司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诉案件来详细分析美国百年来对于专利池中权利滥用的立法界定和司法实践,尤其是"理性原则"代替"本身违法原则"的审判理念,呼吁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尽快补充专利池规制内容;尤其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为我国产业界应对跨国公司专利池战略提供一定的建议。

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化开发的国外典型案例及启示——以荷兰GLOBALISE项目为例

当前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广泛应用,档案工作正在经历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转变,档案数据化浪潮兴起,推动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为档案服务转型升级带来新契机。其中,以开发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为目标的GLOBALISE项目顺应数据化趋势,档案数据化开发成效显著。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作为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档案数据化开发对我国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荷兰合作银行组织和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启示

“花钱买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票据支持形式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农合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农合机构的组织和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内部约束机制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这只是阶段性成果，钱花了，“真”机制事实上还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公司治理结构还很难从“形似”走向“神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有着百年悠久历史的荷兰合作银行的组织和公司治理结构，很值得我国目前两级法人组织结构的省、县级农合机构参考借鉴。

CNH:乘风破浪——访凯斯纽荷兰(CNH)公司进口设备中国市场总监马力

1999年11月，以世界上最具深远影响的农机行业兼并事件意大利菲亚特集团收购美国著名的凯斯公司，并将纽荷兰与凯斯合并成为凯斯纽荷兰公司，即CNH公司为标志．世界两大知名品牌“凯斯”、“纽荷兰”终于由竞争转为强强合作。并由此孕育了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商、最大的联合收割机制造商、最大的牧草与青贮收获机械制造商和第三大工程机械制造商。2004年CNH公司销售额达到122亿美元，其中农业机械销售额80亿美元，占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