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传播与莎剧汉译的经典化

通过对60多年来各种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的出版差异对比,从文学经典化的建构主义视角研究发现,朱译莎剧已经成为"活"的翻译文学经典,其经典化的重要建构因素是长期以来的高频率出版。出版传播承载着阅读接受和诗学传统的影响,是翻译文学尤其是多译本翻译文学中某种译本经典化的重要方式。

论莎剧汉译中文学性与表演性的兼顾问题——以王宏印《哈姆雷特》译本民歌汉译为例

因语言和传统差异,外国戏剧汉译时通常存在文学精粹再现和舞台表演效果难以兼顾之问题,莎剧汉译亦然。以王宏印《哈姆雷特》译本民歌汉译为案例,对莎剧汉译中文学性和表演性兼顾问题的研究表明,译者采用了宽式对应原则,灵活处理了原文音步、节奏和韵式,主要关注了风格模仿、自然汉语吸收和语言的表现力。译文在总体格局上匀称、美观、自然,语义准确,个性化突出,与角色情绪和动作配合颇佳,俚俗味足、充满活力,具备了汉语民歌的部分美学特征和较强的表演性。因此,莎剧汉译读本的文学性和表演性统一虽有难度,仍具有相当之可能。

中国莎剧汉译批评范式之嬗变

自从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以来,对莎剧汉译批评主要有三种批评范式: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和文化学范式。莎剧汉译批评范式的嬗变反映了不同时代语境下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话语权力的变化。随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批评的重点从传统专注文本内转向重视文本之外的社会;从专注原文转向重视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专注原文作者转向重视译者与读者的接受。纵观中国莎剧汉译批评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莎剧汉译呈现出娱乐化、社会化到学术化为特征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中国莎剧汉译批评话语建构与历史变迁。

《文星丛刊》版梁实秋莎剧汉译副文本研究

《文星丛刊》出版的《莎士比亚名剧二十种》在梁实秋莎剧的生产史、传播史、出版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值得深入探究。本文拟借助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通过对《文星丛刊》出版的梁实秋《莎士比亚名剧二十种》中的副文本元素进行探究,发现副文本对于凸显译本特色,助推译本传播,彰显译者翻译理念与态度,满足读者期待,传递西方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批评范式之嬗变

自从莎士比亚戏剧进人中国以来,对莎剧汉译批评主要有三种批评范式: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和文化学范式。莎剧汉译批评范式的嬗变反映了不同时代语境下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话语权力的变化。随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批评的重点从传统专注文本内转向重视文本之外的社会;从专注于原文转向重视译文在译人语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专注于原文作者转向重视译者与读者的接受。纵观中国莎剧汉译批评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莎剧汉译呈现出娱乐化、社会化到学术化为特征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中国莎剧汉译批评话语建构与历史变迁。

从“他治”到“自治”的过渡——莎剧汉译场域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根据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场域"内部的等级化主要受到"他治原则"与"自治原则"竞争的影响,而自主性较强的文学场域还同时受到"旧人"与"新人"竞争的影响。本文将这两对对立关系作为切入点,探究莎剧汉译在中国文学场域的发展特点。通过分析莎剧汉译的译本和译者资料发现,莎剧汉译的出现及地位的提升,主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随着莎剧汉译场域逐渐变得自主,追求象征资本成为莎剧译者的目的,"旧人"与"新人"之争也开始凸显。"新人"进入莎剧场域的筹码主要通过探索诗体移植新方法,以及在译本中融合阅读、表演和研究等功能。本文提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可以和语言学和文化研究视角互补,用于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莎剧亲属称谓wife和husband泛化的汉译研究

亲属称谓泛化是指说话者以某个具体的亲属关系为参照点,要么用它去指称其它亲属关系或类属关系;要么用它去理解亲属关系及类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或抽象概念,以表达特定情感或特殊目的。在现有的莎剧汉译本中,亲属称谓泛化的翻译问题主要是硬译、漏译和误译。本文以15部莎剧为研究对象,考察wife和husband在莎士比亚时代的意义和用法,然后分析朱生豪和梁实秋在该词泛化用法上的汉译策略。研究发现wife和husband在15部莎剧中共出现356例,包含“妻子”“女人”“丈夫”“管家”4个义项。梁实秋和朱生豪在wife和husband泛化用法的翻译策略上似乎都倾向于“功能对等”。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汉语中的“妻子/丈夫”与莎士比亚时代的“wife/husband”在泛化用法上相差较大。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莎剧亲属称谓sister泛化的汉译研究

亲属称谓泛化是指说话者以某个具体的亲属关系为参照点,要么用它指称其他亲属关系或类属关系,要么用它理解亲属关系及类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或抽象概念,以表达特定的情感或特殊目的。在现有的莎剧汉译本中,亲属称谓泛化的翻译问题主要是硬译、漏译和误译。以13部莎剧为研究对象,考察sister在莎士比亚时代的意义和用法,然后分析梁实秋和朱生豪在该词泛化用法上的汉译策略。研究发现:sister在13部莎剧中共出现108例,包含“姐妹”“女性同伴”“修女”“女巫”4个义项。梁实秋和朱生豪在sister泛化用法的翻译策略上似乎都倾向于“功能对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汉语中的“姐妹”与莎士比亚时代的sister在泛化用法上相差较大。

《罗密欧与朱丽叶》汉译研究

明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莎剧汉译再次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以Romeo and Juliet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全面梳理该剧的汉译情况,结合具体的译例考察各个译本的翻译特色;另一方面则着重探讨该剧翻译在敏感内容的传递、尾韵的再现、十四行诗的处理以及素体诗的翻译等问题上,不同译者采取了怎样不同的译法、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文章力求以点带面、管中窥豹,对莎剧汉译的整体情况形成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引发对一些具体的翻译原则的探讨,以及对于文学名著重译之价值与意义的思考。

《哈姆雷特》百年汉译形式演化

本文回顾了Hamlet一剧汉译的文本呈现方式在中国的历时演变。作者指出,Hamlet一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文言故事到白话剧本,从诗体译本探索到研究型译本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国人和译者对莎剧认识的不断加深,也是各类莎学成果逐步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探索过程,翻译规范的发展变化在一程度上也促成了这一演变。

莎剧汉语译本原作风格再现的多维考察——以《李尔王》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为例

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能够具有非凡的感染力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具有文体多样性、世俗性、多义性、幽默性、互文性和文化异质性等特征,呈现出莎剧卓尔不凡的独特风格。本研究尝试以莎翁的两部剧作《李尔王》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为研究案例,以上述6种特征为着眼点,总结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译者行为及其背后成因,以期为莎剧翻译提供参考。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莎剧亲属称谓词mother泛化的汉译研究

亲属称谓泛化是指说话者以某个具体的亲属关系为参照点,要么用它去指称其他亲属关系或类属关系;要么用它去理解亲属关系及类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或抽象概念,以表达特定情感或特殊目的。在现有的莎剧汉译本中,亲属称谓泛化的翻译问题主要是硬译、漏译和误译。本文以15部莎剧为研究对象,考察mother在莎士比亚时代的意义和用法,然后分析朱生豪和梁实秋在该词泛化用法上的汉译策略。研究发现mother在15部莎剧中共出现153例,包含"母亲""歇斯底里""祖国""大地"4个义项。梁实秋和朱生豪在mother泛化用法的翻译策略上似乎都倾向于"功能对等"。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汉语中的"母亲"与莎士比亚时代的mother在泛化用法上相差较大。

原味儿莎还是傅味儿莎?——傅光明新译《哈姆雷特》的得与失

傅光明译《哈姆雷特》是莎翁最为伟大也是最具特色的悲剧Hamlet的最新译本。傅译整体翻译策略上以诗体译诗,散体译散为其译本主要文体特征。匠心独运之下,其译笔用心尽力,文字通畅、意象突出,再配以详略得当的注释和内容丰富的导读,译本独具傅氏莎味特色而自成一家。但与以往的莎译作品同样摆脱不了的是,傅译仍在遣字用词和文字游戏翻译等方面有不少瑕疵与疏漏等不足,其中尤以双关语在译文中的缺项最为遗憾,仅此一点便离原味莎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国家大剧院版《李尔王》舞台文本研究

话剧在中国有着百年的历史,而这一百年也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二者之间相互推动。话剧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戏剧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莎士比亚戏剧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尤其特殊的作用。从某种层面上讲莎剧在中国的译介史也是莎剧的演出史,莎剧能够以话剧形式演出并取得成功,与话剧语言本身的特性有很大关系,这决定了案头阅读译本与演出舞台本之间注定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以国家大剧院话剧《李尔王》舞台文本为例,与朱生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舞台本主要采用了删减、口语化、增加韵律感、调整顺序等翻译技巧,二者之间有着口语化与书面化、简洁和繁复、相对归化与相对异化等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