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载文量、核心期刊、核心作者为依据,对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与分析。

顺应论及其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的运用

莎士比亚诗剧作品堪称世界文坛中的瑰宝,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研究在中国已有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众多翻译理论中,语用顺应论以综观性的研究视角成为莎学翻译中的一个新方向。本文的理论框架为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比利时学者Verschueren提出的语用顺应论,并以此从语言语境、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等方面对莎士比亚诗剧作品的翻译进行探讨和分析。

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

学术界至今鲜有人对莎士比亚第一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充分考证和研究。抗战时期,曹鸿昭的译文注重诗歌的形式艺术和读者的理解程度;建国初期,方平的译文除忠实于原文外,具有浓厚的"战争"和"政治"色彩;20世纪60年代,梁实秋在台湾出版的译文讲求"信息的对等";"文革"结束前后,张若谷的译文在语言显示出典雅的特征;20世纪末期,曹明伦的译文具有整齐和押韵的特点。在纵向梳理该诗翻译历程的同时,重点讨论各单行本的翻译特点和时代特质,横向比较了多种译文的语言艺术特色,由此廓清莎翁第一首长诗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莎士比亚戏剧两译本的翻译伦理研究

梁实秋是中国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是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和唯一一人。朱生豪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译文风格独具特色,译文质量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以朱生豪和梁实秋二人的莎士比亚作品译本为例,通过分析其在翻译选择上的伦理学依据,从新的视角理解二者在实施具体翻译操作时的皈依“方向”所指和伦理依据之实,从而跳出原有的翻译分析的思路。

莎译史之兰姆体系:从“莎士比亚”的译名说起

过去的研究认为莎剧中译经历了从兰姆姐弟改编本《莎士比亚故事集》译入到依照原作译入的过程,其实译注兰姆本的热度经久不衰,一直与汉译原作的活动并行。经整理汇集,(笔者简称为)兰姆体系的译/注本多达46部。笔者总结了兰姆体系在中国盛行至今的原因,指出其在莎剧“前经典化”和“后经典化”时期的不同作用,其面向的读者对象亦发生了变化。另对“莎士比亚”此译名之所以沿用试提出看法,并试论《澥外奇谭》应称为《海外奇谭》,《吟边燕语》原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操控理论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分析——以梁实秋的汉译本为例

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我国莎剧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中的'三要素',即文学系统之内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及诗学观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来阐释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过程。

莎士比亚戏剧中How now的功能及其汉译研究——以《理查三世》中的用法为例

Blake(2002,2004)认为莎剧中How now是对话双方都可以使用的普通招呼语(greeting)。国内外语言研究者对此没有提出过异议。本文认为,把莎剧中How now仅仅看成是招呼语,是没有弄清楚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招呼行为和语言学界关注的招呼语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招呼语应该被限定在语言研究的范围之内。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学界对招呼行为和招呼语的研究情况,从语言学角度给出了招呼语的定义;然后分析了How now与招呼语的关系及其语法、语用功能和修辞功能;再以莎剧《理查三世》为例,使用话轮分析,在现有译本比较中探讨How now的具体翻译问题。

民国范到现代体:从朱译《暴风雨》不同版本看翻译校对语言的变迁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被不断再版,但尽管都标注为朱生豪翻译,语言的面貌却已发生改变。以《暴风雨》为例,后来者不断对原翻译语言作校订、修改、重译和补译,较大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漏译之处进行补译;二是整句或整段重译;三是将一些词句进行"现代化"。有的改动弥补了原译文的不足,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的则系误改或过分追求"现代化"而丧失了原译的神韵。尽管各个版本对原译文均有所改动,但改动之处大都未加注明,而改动较大之处可能会让读者对朱译莎剧产生误读。翻译的修订再版也应遵循版本学术规范,让读者在阅读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朱译本的同时,还能一览原译文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