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内部制约因素分析

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基本内涵和实施路径在于进一步松绑国内市场管制、发展制造业以及推动印度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但由于印度经济发展中不能有效解决印度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问题,印度经济内部缺乏完善的产业体系,包括作为经济持续增长驱动力的创新科技产业组织形式与制造业发展滞后,加之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形势不断变化,造成了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举措收效甚微,难以有效推动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对莫迪政府经济改革中的"印度制造"计划的发展路径进行剖析,挖掘印度制造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有助于准确评估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现状与前景。

印度国家实力的要素评估与前景展望

国家实力是一国国际地位与战略选择的基础。当前对于印度国力与发展趋势的研判,存在两种相反观点,这值得在分析框架和因果联系上进行再论述。在静态国家资源上,印度存在"结构性"不足,与中国差距巨大,不是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莫迪的改革,有可能通过对内结构性改革,对外调整战略关系,更有效地整合国家资源,从而提升印度国家实力。在最终结果上,将取决于两点,一是系列改革措施在邦的层面及精英阶层观念层面的实际效果;二是印度如何平衡其经济发展利益与地缘政治需求间的内在矛盾。中期来看,印度经济实力上与中国的差距不会大幅缩小;军事力量上对中国的威慑性会有所提升;在战略选择上,过度与美走近,反而会增加印度的地缘风险,不利于印度国家力量的整体提升。

莫迪经济改革评析

莫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启印度第二轮经济改革。改革以"印度制造"为中心,重在启动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为此,莫迪政府改变过去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的政策取向,全力保护国内市场,以进口替代路线扶持本土制造业,其经济政策的亲商、亲资本色彩亦更加浓厚。改革在莫迪上台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莫迪经济改革并未改变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产业政策只强调对国内企业的庇护,没有推动企业从事出口型制造业,亦未能将外国直接投资引入到制造业领域;经济政策过于亲商、亲资本,反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累积。从根本上看,莫迪经济改革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将广大农村和农业排除在外,这一模式脱离印度国情,难以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莫迪经济改革要实现工业化蓝图,难度较大。

印度的军政关系和军事效能——对印度学者阿尼特·穆克吉《对话缺失》的评析

印度政治学者阿尼特·穆克吉在其专著《对话缺失》中从军政关系视角重新考察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五场对外战争,从武器获取、联合行动、军事教育、军衔晋升和防务规划等方面,分析了印度军政关系和印军军事效能的关联。他的研究表明,印度以军事效能低下为代价,换取文人治军的成功。这一观点,反映出亨廷顿客观文人治军理论的局限性。印度长期存在军政疏离和三军各自为政的弊端,近年来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加强军政协作和三军协同,其发展态势值得密切关注。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印度恐怖主义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探究

近年来,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恐怖袭击对象国,而其中左翼极端主义和毒品恐怖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印度恐怖主义的根源。本文以印度历年的恐怖袭击次数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人口变化和就业率等指标为自变量,利用SA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将相关性较高的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完成检验。实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劳动参与率都与印度的恐怖袭击息息相关。三者共同导致了印度中下层民众的贫困与社会不公,而莫迪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刺激了这种贫困与不公,为左翼极端主义和毒品恐怖主义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印度在反恐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大对恐怖组织本身的打击力度,更应该关注其赖以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土壤,以期获得更好的反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