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健吾莫里哀喜剧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李健吾是我国著名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专家与翻译家。本文为针对李健吾莫里哀喜剧翻译译者行为的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属于翻译社会学研究,研究翻译文本之外的译者身份和角色对翻译文本即译文质量的影响。本文从翻译目的、译者能力以及翻译观念等方面对译者在翻译文本外的努力进行讨论,并以李译《伪君子》为例,对其翻译文本内的特征作出分析。研究认为,李健吾之所以能用贴切、灵动的译语“重写”原作,既离不开他对原作的深入研究、对翻译活动的正确理解,也离不开他的戏剧创作能力与表演经验。也就是说,李健吾的译外行为是其文本内翻译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李健吾“研究—翻译—创作”的译者行为模式、严谨踏实的治学与翻译精神对于当前的翻译研究者与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莫里哀喜剧中的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

十七世纪伟大的喜剧作家莫里哀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发现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的特征，折射出了莫里哀在那个时代开放而超前的女性意识。

两种喜剧——试论莎士比亚喜剧与莫里哀喜剧的根本差异

莎士比亚喜剧与莫里哀喜剧的本质差异在于喜剧基本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上,前者基本矛盾的性质是内在性的,并采用内在的解决方式,后者基本矛盾的性质是外在性的,并采用外在的解决方式。但无论是莎士比亚喜剧,还是莫里哀喜剧,都处理着同样一个主题,即旧式社会怎样向新型社会转化的主题。只不过莎士比亚喜剧采取内在的方式（宽容、赦免、忏悔、退让等）达到,莫里哀喜剧采取外在的方式（发现、机械降神等）达到。

意大利即兴喜剧对莫里哀喜剧的影响

意大利即兴喜剧指即兴的喜剧表演,剧作家莫里哀从这些即兴的表演里看到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戏剧原素。为他以后的喜剧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精神灵感和理论来源。本文从人物塑造和演出形式两个角度分析了意大利即兴喜剧对莫里哀喜剧的影响。

李健吾的莫里哀喜剧研究初探

李健吾既是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研究者。其研究成果按照年代可分成三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更多从人性的角度解读莫里哀喜剧,翻译出版了其8部剧作,认为尊崇“自然”和“现实”、重视人性以及敢于斗争为其主要特征。进入20世纪50年代,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突出了莫里哀喜剧的人民性,《喜剧六种》的选译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代表性论文《莫里哀的喜剧》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莫氏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全集》出版,同时发表了《译者序》。与50年代相比,作者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变化不大,但分析更为细致与深入,对其戏剧的战斗性和现实性等现实主义特征也更为强调,并指出莫氏是位集表导演于一体的戏剧艺术全才。

高真常《悭吝人》翻译与西方喜剧概念在中国的确立

高真常的《悭吝人》译本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莫里哀喜剧翻译作品，这一译本的出现，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文学名著翻译热潮息息相关，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身份认同、出版社的商业运作、读者受众的心态皆有关联。《悭吝人》的剧作译名、人物译名、译本语言和译文风格，体现出高真常在现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过渡时期的调适与选择。高真常翻译的莫里哀剧作《悭吝人》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喜剧”样板，他对莫里哀喜剧分幕不分场的处理也促进了“幕”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的基本结构单位。高真常的莫里哀喜剧翻译为中国现代喜剧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的资源，也为喜剧概念在中国的确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