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适用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表现出“判赔额高、判赔率高、适用率低”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背离了司法实践的需求,而是因为其具体适用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我国专利权人受到客观举证能力的限制,现有的证据保全、书证提出命令、证据调查令制度难以有效提高其举证能力,极大地打击了专利权人主张侵权获利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裁判者受到主观适用标准的约束,因果关系定性错误、具体计算缺乏指引、自由裁量空间不足等问题长期未被纠正,导致法官难以合理灵活地运用专利侵权获利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为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路径入手,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即在立法层面要完善我国专利侵权获利证据收集制度,提高专利权人对专利侵权获利证据的举证能力,在司法层面加强对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指引,提高专利侵权获利赔偿标准的适用率。

著作权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研究

相比于以实际损失为内容的侵权损害赔偿,著作权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适用需要特殊的要件:侵权人的获利以及实际损失难以确定。获利是指侵权人获得了财产收益;实际损失难以确定要件在实践中被异化,其认定应当由权利人提出损害难以确定的证据或者权利人提出损害的初步证据,由法官来裁量是否属于实际损失难以确定。另外,侵权获利赔偿责任的适用仍然应当强调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害,无损害即无赔偿。

论人格权擅自商业化利用中的获利赔偿请求权

《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侵害人身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条所规定的获利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的行使应当具备如下条件: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受害人的损失难以确定、行为人因此获利。《侵权责任法》将"损失难以确定"作为获利赔偿请求权的适用前提,实际上是赋予了受害人在实际损失赔偿请求权与获利赔偿请求权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在确定行为人的获利数额时,可以考虑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以缓解受害人的举证困难。

非法获利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及适用范围

按照不法行为中的获利予以赔偿的非法获利赔偿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损害救济。学界对其适用范围尚未形成共识,有关其正当性的研究有待深入。从权利视角与规范视角可以证成非法获利赔偿制度的正当性,提炼出该制度适用的"拟制信托义务之违反"原则、"侵害对象的财产性"原则、"故意的主观要件"原则与"权益非共享性"原则。综合非法获利赔偿制度适用的诸项原则可以较好地解释其实然适用范围。非法获利赔偿制度的适用原则与实然适用范围之间的差距是其适用范围的应然扩展方向。具体而言,其在知识产权领域可扩展适用于品种权侵权、著作人身权侵权、假冒专利;在物权领域可适用于故意非法占用、故意无权处分;在债权领域可适用于以不可替代物为标的的合同之机会违约。

人格权侵权获利赔偿的请求权基础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959条规定的侵权获利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并非不当得利返还,或不真正无因管理。侵权获利赔偿请求权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应当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获利赔偿并非对损害的计算方法的改变,而是颠覆了以实际损害为支点的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以侵权人的获利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侵权获利赔偿请求权的生成与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要素的无形性、易被侵害性,以及权利主体难以证明实际损害、难以对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等特殊属性直接相关。侵权获利赔偿并不是惩罚性赔偿,在“填补损害”的功能之外,彰显了预防功能在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主导地位。

专利侵权获利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专利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因果关系为分析工具,在侵权专利产品的市场获利总额中析出某一具体专利技术的贡献比例是异常困难的。在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的背景下,相当因果关系说突破了条件因果关系说的价值无涉性,允许法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介入主观的价值裁量。如此,在侵权人获利的总额中析出涉案专利的贡献比例是基于法律目的考量的主观判断。在因果关系框架内主观认定贡献比例,应当考虑"预防侵权人侵权、鼓励权利人维权"的司法政策,通过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来降低权利人的维权风险、增强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故而,应在法律规范上改变我国现在的侵权获利赔偿的侵权利润分摊法的计算规则,采用侵权成本扣除法,即可逐步提高侵权获利赔偿规则的司法适用率,使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更加具有确定性与合理性。

欧内斯特·J.温里布的矫正正义论

温里布所引领的法律“新形式主义”学派所提出的矫正正义理论是当代私法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新形式主义”关注法律体系的可理解性和内在逻辑的融贯性,它旨在从法律关系本身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探求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由于私法关系的结构特征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双边结构,因此同样以双边结构为特征的“矫正正义”可以成为理解私法正当性的统一基础。“矫正正义”并非空洞的、价值无涉的理论概念,而是与人格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互为表里,因此它使私法具有独特的内在道德理性。矫正正义可以被用于解释、检验与建构具体私法制度,它对现代中国私法理论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都可以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如基本权的私法地位问题、比例原则的私法适用问题、获利赔偿问题等。这种强调私法自身独特性、融贯性、非政治性和非工具性的私法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