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科普效果分析

广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宣传以提升公众的意识,为对宣传展览中开展的有奖问答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进行ABS宣传,同时收集展板内容相关的有奖问答情况及无展板的有奖问答情况,并进行分析得出:1)展板对公众在了解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相关内容具有极大的作用,在开展展览宣传时结合有奖问答活动可促进公众驻足了解展板内容的积极性,宣传效果更直接有效;2)参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展览答题活动的公众答题得分与答题时间呈负相关关系;3)参与系列有奖答题活动的公众得分普遍较高。因此开展公众科普宣传活动设计良好的展板展览内容并适当设置有奖问答活动,对提升公众科普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核心内容解读及其生效预测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确保公平公正的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目标的里程碑式文件,将从多个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对议定书进行解读、分析和评估对于决定是否签署和批准议定书至关重要。根据分析,议定书核心内容分为遵守、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遗传资源的获取、术语、范围、特殊考虑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等7个方面。本文对这些核心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了其影响,预测了议定书生效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典型案例研究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是国际法、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环境与发展等领域新兴的热点。我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非常丰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地方品种,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不明,缺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合同为主要方式的共同商定条件存在弊端,惠益形式相对单一,我们应加大投入,持续开展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和评价;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利用。

巴西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研究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曾一度是世界遗传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巴西很早就意识到保护本国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巴西政府于2001年发布了《巴西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暂行条例》。随后又对《暂行条例》进行了数十次修订,直到2015年由总统签署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第13.123号法律)。巴西立法对有关概念和术语做了比《名古屋议定书》更为详细的区分和解释,并分别对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获取、审批、转让、惠益分享、行政处罚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生物遗传资源,巴西还成立了"遗传资源委员会(CGEN)",并建立了"国家惠益分享基金(FNRB)"。中国与巴西同属生物多样性大国,且国情相似,本文对巴西遗传资源立法过程及其在遗传资源获取程序、管理机构、惠益分享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为国内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印度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效分析

为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应制订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合法获取的法律规范,并实施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其利用而产生惠益的法律制度。印度率先于世界各国制定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在区分了外国人/外国机构与印度人/印度机构的申请之后,印度法律规定了获取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研究成果转让、知识产权和第三方转让等四种基本申请程序。然而该制度的实施并不理想,长达10年中,印度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与各类申请人仅仅签署了117份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而且还有四个问题有待解决: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问题;地方社区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决策的地位问题;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使用者遵守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定的动力问题;监测和跟踪机制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印度的实施情况,分析该制度实施中遇到的困难,以供我国在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立法过程中参考借鉴。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际趋势及国家立法问题探讨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已经成为许多国际论坛的焦点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率先确立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国际论坛也相继进行了相关议题的讨论,要求缔约方尊重和承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提供者的权利。我国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尚未建立。需要建立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制度体系,此制度体系中需要确保公平公正分享惠益,体现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并尊重当地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与利益。

《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谈判进展

本文重点介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的进展概况,该工作组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政府间谈判,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本文还同时回顾了自2001年特设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以来有关ABS国际制度谈判的进展和焦点问题。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分析

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率先于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建立了印度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印度的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基本法律规定、管理框架、获取程序、法律责任及申诉、生物多样性基金及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合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主权原则、机构设置、程序创新和法律明确。认真研究印度相关制度,可为我国制定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提供参考。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外立法及其启示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公法管制模式来调整该问题的国家之一,它采用了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规定在目标更广泛的综合性立法之中的形式。其"综合立法+专项实施条例"的立法形式、协调型的管理体制和主管模式以及为避免交易中存在的实力不平衡而设立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为了应对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生物剽窃"现象,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有效管制,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引入了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制度,并为各国建立国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确立了国际法框架。事先知情同意要求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应在其生物开发活动开展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相关主体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获取申请者以合理方式提供的信息做到全面知情,并以特定格式就获取申请者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作出明确的、肯定的授权。

欧盟《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述评——兼谈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颁布《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旨在落实其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的国际法义务。本文介绍该条例的立法背景、适用范围和几项重要制度,分析并评价了条例的主要内容;并对我国今后在遗传资源管理模式、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参与《名古屋议定书》后续谈判等方面提出建议。

我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研究

当前,我国遗传资源流失的问题非常严重,现有的法律存在较多的缺陷,无法有效阻止遗传资源的流失。因此,我国有必要遵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建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我国应当采纳单独或专门立法的模式,未来立法应包括目标和原则、适用范围、国家主管部门、获取程序、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惠益分享和监测机制等七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澳大利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制现状、案例与启示

澳大利亚地处大洋洲,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澳大利亚199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2002年制定了《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则》,同时昆士兰州和北部领地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率先创设了《昆士兰州生物开发法案》和《北部领地生物资源法案》。本文对澳大利亚国家和地方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中遗传资源的获取、管制、惠益分享等内容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研究整理,并收集整理了澳大利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案例,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亚立法实践效果,为中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提供经验参考。

遗传资源与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民间实践案例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及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正式生效.而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已存在初步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实践.本文以贵州省三都县水族马尾绣、云南省贡山县畜禽遗传资源和贵州省黎平县香禾糯3个民间实践为例,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民族地区民间ABS的现状、内容和机制特点.结果表明:(1)水族马尾绣的惠益分享机制建设尚处于萌芽状态,惠益分享模式仍然十分模糊,缺乏惠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和程序等;(2)贡山县畜禽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建设处于起始阶段,建立了清晰的惠益分享模式并签订了合同,体现了一定的惠益分享理念;(3)黎平香禾糯惠益分享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成效,持有方—地方社区、使用方—企业、监管方—政府部门三方权责明确,各方基本利益得到维护.分析认为:(1)ABS利益相关方—持有方、使用方、监管方—的意识提高和能力建设对于ABS实践成败具有关键性作用;(2)监管方在ABS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3)惠益分享模式设计合理是建立和完善ABS制度的基本保障.上述ABS民间实践与真正意义上的ABS制度尚有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探索,但这些民间经验和民族智慧能够为建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提供参考借鉴.

《名古屋议定书》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对传统生物防治研究的影响与对策

为了保证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研究和开发中使用的遗传资源必须按照《名古屋议定书》中规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进行收集和利用。截至2020年7月,该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已有67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立法,另有57个国家正在制定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传统生物防治通常是从有害生物的原产地或自然分布区引进天敌资源,用于可持续防治外来入侵有害生物。本文基于履约现状与挑战,分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对于传统生物防治研究的影响,并以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为例介绍了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和最佳做法以及履约实践与对策,以期为我国从事传统生物防治研究的机构和科研人员遵守并执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参考。

基因资源:从生物剽窃到公平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问题探讨

生物剽窃,损害了基因资源所属国及所有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了防治生物剽窃,相关国际立法确认了基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这是进步,却也存在缺乏细化方案和具体执行机制等明显不足。完善国际立法的关键是赋予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以较强的法律约束力。为此,基因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进行不懈的抗争,并在相关国内立法上做出了努力。作为基因资源大国,中国应制定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专门法,并应适时修改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法规,在其中补充或增加与不同基因资源的特点相契合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条款,但应以公平与合理为限。

再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手段--以获取和惠益分享为视角

获取和惠益分享可以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一种手段,这已经被我国地方性法规所确认和规定。但是也并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均适用获取和惠益分享。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情况为重获取、轻惠益和重义务、轻权利,今后我国还需要从分享惠益权利、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等方面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法律规定。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选择和发展前瞻

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作出指引性的规定。海洋遗传资源作为其中的一类,可以存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水体及海床、底土。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海洋遗传资源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水体、海床与底土界线划分。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波恩准则》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规定来看,现行国际法框架下针对此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案,且部分规定存在非适用性的问题。面对未来,需要从海洋遗传资源界定、惠益分享方式等方面设计具体制度,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为全人类共享。

南非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体系发展动态及其启示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南非尤其重视本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体系的创设、实施和完善,现已创设《宪法》为纲领、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为前提、《国家环境管理法》为指导、《国家环境管理:生物多样性法》为依托、生物勘探相关规则为辅助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体系。不论从体系机构、制度设计还是实施效果来看,上述法律体系都被认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国别立法典范。以“生物勘探”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南非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体系具有“分阶段规范”“双协议保障”“重许可管理”“多主体参与”等特点,这些特点也推动南非生物遗传资源生物勘探活动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鉴于南非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体系现状和法制实践的成效及经验,我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立法应借鉴该国分阶段管理方式,引入生物勘探许可制度理念和内容,注重实质惠益分享和推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活动信息公开。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际经验

生物遗传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处理好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国际问题。《名古屋议定书》为解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确立了基本国际法律框架,但其有效实施仍需各成员国的国家立法提供支撑。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印度、巴西、澳大利亚等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已经通过了本国立法,印度基本形成了生物多样性总局和邦生物多样性局分国内外分别审批的管理模式;巴西从出台暂行条例到正式颁布经历了10余年的实践修改完善,并专门成立了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CGEN);澳大利亚除了国家立法外,也开展了地方性立法。建议中国应基于国情,尽快出台"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通过制定实施细则与各类规范使其条款逐步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在不改变现有审批制度的前提下,与现有法律法规协同增效管理好中国的生物遗传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