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中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研究

宪政意义上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系指作为程序基本权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其重要性在于在刑事诉讼领域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宪政的精神,应当明确申明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刑事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价值定位,并保证在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刑事被告人均能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

论起诉前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前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重要性在我国仍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事实上,赋予嫌疑人起诉前律师权既是制约侦查机关权力的需要,也是充分维护嫌疑人权利,确保嫌疑人自白自由的需要。尽管现今可以对侦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其仍无法替代律师在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律师权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内涵包括权利的告知、有为贫穷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有权放弃律师权的行使等内容。在美国法上,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主张有明确性规制、视为主张规则和澄清规则三种。在起诉前嫌疑人主张律师权包含了律师权的主张等同于沉默权的主张、律师到场前应停止讯问以及权利的主张不限于本案件等多重效果。

宪政维度下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

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我国的司法制度、公民权利等重大问题关系密切,直接体现并影响着我国法治的状况和发展进程。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是程序性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独立的价值。刑事诉讼直接保障的人权就是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人权保障理念是宪政和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的体现。强化刑事诉讼领域的宪政理念,是保障刑事诉讼基本人权的观念基础。强化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的法治经验,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应当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立法考察与分析

我国法律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且这种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委托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从现行制度下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来考察,很难说被告人真正地、充分地享有辩护权,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十分有限,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也不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同时司法现况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本文对我国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制度及其运行进行了考察,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侦查阶段初期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研究

在侦查初期获得专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被公认为具有保障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良好效果。欧洲人权法院在《欧洲人权公约》条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判例创造并发展出一整套关于侦查初期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规则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鉴于侦查阶段在刑事程序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被追诉者应自第一次被讯问或被剥夺人身自由时起获得律师的帮助;在特定情况下,侦查当局可基于"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应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考量;而且就程序整体而言,该限制不得损害公正审判之公约目的。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确立的标准具有综合性,重视权利的实质有效性,同时兼顾不同国内法的规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应借鉴其先进经验,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和落实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法律规定。

论逐步强化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针对实务中获得律师帮助权屡受侵犯的现实,改善规则设计,增加权利,重塑审前程序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另外,强化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论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

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源于刑事被指控人自身所享有的辩护权,其理论基础至少包括控辩平衡,刑事程序主体理论,权力制约,公平审判和追求案件真实、保护无辜等。律师权在涵义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刑事被指控人有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免费帮助的权利。

论值班律师制度的赋权功能——以犯罪嫌疑人约见值班律师权为切入点

在中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名义上的获得律师帮助权与实际咨询律师并获得法律帮助相对分离。尽管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但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仍需独自面对高压审讯,直至作出供述。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先前值班律师试点成果的同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有关部门应当为之提供便利,产生了制度赋权的效果。就此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约见值班律师权,能够实现“名”与“实”的时空统一,有利于从源头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构建多元化的刑事法律帮助体系,推动与刑事司法的国际准则接轨。重视值班律师的咨询与监督功能而不是见证作用,是值班律师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为了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紧张关系,联合国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些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了被羁押者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将批准《公约》。根据国际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有必要以国际人权公约为视角来考察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以便在再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对其进一步完善。

宪政视野下的美国法人犯罪审前协议制度——以Stein案为中心

审前协议,最初是对少年轻微犯罪的一种转处措施。后安然时代,审前协议成为美国司法部处理上市公司严重犯罪的一种基本模式。审前协议规定的支付罚金等义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惩罚"。这种惩罚既不需要以定罪为前提,也不需要贴上"刑罚"的标签,因而是一种"无需定罪的惩罚"。在Stein案中,联邦法院首次对审前协议内容的合宪性进行了司法审查,认为检察署施压毕马威致其停止支付雇员律师费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此外,由于审前协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因而还存在违反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的问题。

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自我辩护权

自我辩护权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内容之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明确了自我辩护权的规则。刑事被追诉者行使该权利的前提是要清楚且明智地放弃律师辩护,这一权利不及于直接上诉程序,被追诉者行使该权利还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自我辩护权所存在的问题衍生出备选律师制度。备选律师为自我辩护的被追诉者提供法律咨询,但不得干扰被追诉者行使自我辩护权。这一制度是公正性、自主性和效率性相互权衡的产物。

新时期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应将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明确作为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这应当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符合法治精神的“律师辩护全覆盖”应当延伸到侦查阶段(包括职务犯罪的调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当务之急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在调查阶段无法获得律师帮助之现象对法治的危害,并应采用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正或进行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以确立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所应享有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使其作为我国法治进步的进一步证明。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