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从“远夷”到“中华民族”共识的演变——《旅行杂志》中的云南边疆民族认知变迁

在以《旅行杂志》涉滇内容为切入点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从“远夷”到“中华民族”共识的演变及内地对云南边疆民族认知变迁。近代中国,“华夷”观与“中华民族”说并存。民国以后,尤其抗战后“中华民族”说渐被认同,但“华夷”观仍有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劳动者”“建设者”取代“华夷”,认同基准重构。《旅行杂志》不同时期对云南民族形象呈现不同,抗战前是“远夷”,抗战时是“典范”,建国后是“劳动者”“建设者”。形象差异源于接触程度和观念转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旅行杂志》从一个微观视角反映了其凝聚融合过程。

程永超:《“华夷变态”的东亚:近世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的研究》

一、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命国内诸将先行准备,来年渡海侵略朝鲜半岛,完成前人未尽之大事。从秀吉官宣的目标看,那是一场最终以征服明朝为导向的侵略战争,若以彼时之语言来称呼,秀吉从“天下人”踏上“入唐”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天下人”。[1]天命并未继续给予这位战争狂人更多的眷顾,兵势受阻、议和失败,临终前的政权“托孤”已是无力回天。然而,战场的硝烟遗祸未随秀吉的逝去而消散,东亚三国的局势依旧未稳,关原之役、后金崛起,而朝鲜虽有誓师复仇之心,奈何天朝要求“自固为上”,又恐受诬“阴节日本”之名,左右为难。受万历之役所累,明朝元气究未恢复,加之思宗刚愎自用,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终失其鼎,天下逐之。至此,明清鼎革,华夷为之一变。

日本近世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

本居宣长的“华夷秩序”构想强调国家之优劣先验地决定于国家本身。其构想以“神国日本”为先验性根源,以日本持续“泰平”为表征,以兰学知识为佐证,强调日本不仅优于中国,还是世界“万国之宗”,并且不排斥使用武力来实现。表面上,这一构想似乎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展现了日本价值的伸张与独立。实际上,它仅仅是置换了中日之间的“华”与“夷”,用“神道”取代“圣人之道”,在逻辑框架中仍旧坚持“尊内卑外”“中心-外围”的传统观念,并未对“中华文明”形成实质性的批判,本质上依然属于华夷思想。然而,它却丧失了华夷秩序的伦理性,强调武力,这些变奏部分与近代侵略历史相连续。

华夷之间与记忆之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明清云南文庙

文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是封建王朝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治理的政治实践,也是在“华夷之间”维系数千年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纽带。“华与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认同,在边疆云南地区,中华传统得以绵延不绝,形成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以文庙为场域的儒家文化传统起到重要作用。文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它的存在是文化间距与文化互视的重要空间基础,更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体系,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始基。云南文庙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现实研究价值,对于了解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历史发展中封建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华夷之辨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

“华夷之辨”系传统中国民族关系理论之一,于历代诗文多有呈现,尤其处易代之际,激辩之声哓哓不止。泰山辞赋的华夷之辨与之不同,汉唐时期主要呈现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夷狄向化、以华化夷;宋元时期集中表现为华夷会同的想象与理想;明清时期则不辨华夷、不言华夷,以不辨为辨,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泰山辞赋创作之底色。清代泰山辞赋的创作指向主要呈现为:塑造问俗观风、勤求民瘼、孝慈亲仁之帝王形象,书写泰山自然地理形胜之美,以泰山象喻圣人圣君歌咏泰山含宏无外之人文意象。“大一统”“不辨华夷”乃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必然走向。

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华夷变态三形态

学界的热议话题"华夷变态",仔细吟味,可整理出三种形态。恪守华夷之辨,期待秩序归位;担忧入寇来袭,故蒐集"华夷变态"的情报;用国体论冲击华夷秩序观,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成立准备思想条件。石原道博在其著作中用"乞师"比照"华夷变态",不过是一种恶用而已。

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

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之辨”观念 ,是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观 ,这一观念对曾占据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且随着金朝与汉族王朝交往的增多 ,其华夷观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大体而言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的加深以及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金朝由耻为“夷狄”转向自认为“华”,贬斥南宋及其它政权为“夷狄”。最后 ,为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

尊孔崇儒 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

辽朝在建国初就开始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为了顺利实施这一既定政策,辽朝统治者首先统一君臣的思想认识,其次是大力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和大量收求中原图书典籍,使尊崇孔子、提倡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生活的时尚。辽朝的"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一是儒学契丹化;二是儒、佛、道三教并兴,和谐发展。经过辽朝的努力,儒家文化在北方游牧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华夷同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

华夷秩序原本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但自明朝与幕府断绝往来之后,日本便从华夷秩序中游离出来。随之,传统的华夷观念动摇,涌现出一批鼓吹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家。但想象的或观念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及其理念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体系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存在。从近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状况来看,很难说建立起了真正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它是一种虚像的存在。在构建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价值体系和组织模式的今天,克服想象及观念上的盲点、误区将是东亚思想史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