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深入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首要任务是阐释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魂”与“根”、着眼“往”与“来”、聚焦“内”与“外”,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精髓要义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遵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系统展现了新时代文化的战略地位论、使命任务论、原则遵循论以及战略部署论等组成的严密思想体系。从践行路径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更加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加强和巩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完善各项制度提升文化建设水平,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展中华文明国际影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

人文经济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经济现象,人文经济学是对这一新经济现象的理论总结。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要抓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经验,特别是许多发达地区实现了深人文底蕴与高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的“一深两高”发展模式,分析其中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同时,要从经济学原理入手,分析新的人文经济现象中的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形成人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点。人文经济学的构建是经济学对人的回归,也是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文明意义。对于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性路径

新时代,伴随着话语主体的多元化、话语语境的变迁、新媒体空间的渗透、新兴载体的更迭,这些文化传播新变化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更高要求。立足于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现实,针对影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效果的不利因素以及由此引发我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处于被动局面,以系统观念分析方法,从五个方面提出新时代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实效性路径,即在交流主体上形成官方主导、统筹协调“多元主体”齐发力;在传播内容上优化有效内容供给,突出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与共享性;在载体平台上加快新旧媒体融合步伐,构建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矩阵;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在效果评估上建构科学合理的对外文化交流效果反馈评估体系。

深化对习近平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总体性认识

基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廓清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角度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厘清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工作要求,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指导和科学遵循。

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哲学与时代意蕴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先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其虽以纪时体系的面目出现,但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却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发挥着指导农业生产和民众养生去疾的巨大作用。由于天文学是中国文化之源,致使以时空规划所建构的早期知识体系成为一切知识与制度的基础,因此,对二十四节气的探赜将有助于我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中华文明的理论意蕴、突出特性及实践路径

文本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及整体性理论视域,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度、理论内蕴、文明特性及实践逻辑,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魂魄和文化根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中华文明现代追寻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阔叙事中打开文化创新空间,激发了新时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作出中国贡献。

文以情传: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共情传播机制

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在文化主体性觉醒与影视新技术赋能的双重加持下,不断实现着自身审美之塑新与言说之飞跃。文化类综艺节目“大爆”与“出圈”,不仅得益于视听方式、文化内容的创新,更在于其通过表层视听展演触达到受众深层情感与心理,实现社会的情感同频共振。同时,共情传播标示着人类传播学从以往聚焦客观理性逐渐关注到人的情感本位。鉴于此,亟待从共情传播的视角,透过对文化类综艺节目共情传播现象及其内在机制的探析,深入去探讨文化类综艺何以披文入情、以情动人,以期思索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作与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思想支持三个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出内生性文化要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何以五千年:论中华文明的肇始及其连续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具特色,是唯一以国家为实体的五千年不断裂为其标志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续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这仅仅只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文字记载。文献史料的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考古出土材料能够以实物证据展示出蕴含着中华文明产生若干重要的内涵,并与文献史料互为补充。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梳理中华文明发展内在逻辑的可行之道。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根脉及实践逻辑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成果,它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得以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华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特征、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向

华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推动华文教育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释了华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明确其特征,并探讨其对于提升华文教育质量、培养华语人才、适应全球中文教育需求、促进中华文明传承传播以及推动华文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深远价值。然而,在推进华文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华文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教学资源建设不足、教学模式亟待创新以及华文教师数字素养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优质数字教学资源、科技赋能华文教学模式创新、提升华文教师数字素养等方面做出努力,以统筹推进华文教育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实现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一、民众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双驱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做了高度概括,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深入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刊邀请方志远、郭培贵、彭勇、黄志繁诸教授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进行史学诠释。这组笔谈文章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两个结合”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通过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准确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将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源源不断地从丰厚的文化母体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中获得鲜活的能量,坚守理论文化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

试论黄河文化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贡献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重要表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重要特征与文化特质。黄河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属于时代的新文化,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理论思想资源。黄河文化在我们的血脉与文脉传承中,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所依托的重要力量。黄河文化多元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与和合的文化理念追求,对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并形成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黄河文化所孕育的包容性理念与和平价值追求,为新时代语境下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重要的方向性启示。

从三个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023年6月2日,总书记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2]。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概括,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从历史的维度看,正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荆楚文化通议

荆楚文化是湖北文化的雅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氛围,让荆楚人能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从旧石器时代至21世纪,荆楚文化异彩纷呈,荆楚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荆楚贡献。荆楚文化特征鲜明,主要表现为尊天重人、尚和贵诚、狂放达观、兼容并蓄、守正图新。荆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与伦理、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表现。体大思精、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傲然卓立于中国地域文化之林,摇曳多姿,纷华照眼;今日之荆楚文化,雄姿英发,气冲河汉。

音乐文化交流对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研究

音乐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和普遍性促进了社会交流,提升了亲和力教育的氛围,提高了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本文介绍了音乐文化交流打破文化交流壁垒、促进社会交流、提升亲和教育氛围的独特价值,提出了音乐文化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感的两大实践路径。希望能够借此筑牢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特质的三重向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论述深刻、意蕴深厚的科学思想体系。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需要综合运用多重向度。具体而言,从守正与创新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赓续传承了中华文脉,实现了守正、创新的有机统一。就内生与外铄向度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强调独立自主开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同时,不忘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自身在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交叠中日益深化发展。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向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但始终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在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文化使命,积极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且饱含深厚的人类文明情怀,提出“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世界新文明观,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