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稳步扩大规则和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法治化是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必要举措,一流的营商法治环境需要有一流的评价标准。构建中国式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是稳步扩大规则和标准制度性开放,实现营商环境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重要举措。中国式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构建应坚持以习近平标准化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法治经济理论和法治评价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法治评价理论与实践经验,综合考虑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市场主体等角色分工,遵循可操作性、系统性、可调整性和可比较性等原则,从不同维度设置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将抽象的营商环境状况通过指标予以具体化,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直观、全面、可比较的数据。

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理路与指标体系

基于中国营商法治环境建设实践与未来走向的理性视角,结合营商环境评价与法治评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采用融合顶层设计、评价方法与标准、评价框架在内的体系性思路,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重需求,从宏观层面搭建涵盖营商法制环境、政企互动环境、司法能动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在内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框架,围绕共识化、可量化、可回溯和企业主体化的指标设计原则,构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并对微观层面的指标择取逻辑作出阐释。

企业营商法治环境现状及满意度调查——以温州市为例

法治化是营商环境的关键衡量指标。本文通过调研发现温州市法治营商环境存在共性化及差异化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短板,提出优化温州市法治营商环境的合理性意见和对策,进一步优化温州市的营商法治环境,为我国营商法治环境的建设提供借鉴。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中国思路与体系——基于法治化视角

优化营商环境要从完善营商法治环境抓起,评价营商环境也要从评价营商法治环境做起。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普遍欠缺法治化的视角,而国内的法治评价体系又尚未对营商法治环境展开专门评价。遵循法治环境评价的思路,思考全面依法治国诸要素在优化营商环境场景下的特定意义,研究构建适用于中国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设置"法规政策制定环境""依法行政环境""司法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法规政策制定环境"体现"政策最优"、以企业家为中心;"依法行政环境"反映"放改服"改革的进展;"司法环境"聚焦司法对企业家的依法保护、服务与关怀;"信用环境"指向成本最低、承诺可信、交易最安全、履约可期待的信用社会;"社会环境"对标治安良好、法律服务便利优质、政商关系既"亲"又"清"、文化氛围重商亲商的社会环境。通过设置反映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思路的具体指标,准确、客观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下的营商法治环境,为其全面评价和优化提供新思路。

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营商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营商法治环境建设成效的关键举措。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建立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将黑龙江省的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5个维度、15个一级指标、50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2分,共计100分。在适用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加强观念引导、强化顶层设计、推行第三方评价和注重评价结果回应。

营商法治环境的大数据监测、评价与剖析--基于江西11个设区市的数据

运用大数据技术,借助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法则技术的提升,通过构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设置爬虫关键词、圈定数据来源网站、运行复合算法,初步开发出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营商法治环境进行数据爬梳、监测和运算的营商法治大数据系统。经过4个月的运行,得出江西11个设区市每月的各级指标数据和营商法治指数。通过对营商法治指数的解读,证明营商法治环境与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营商法治环境各大板块中,司法环境表现最为出色。大数据系统中各级指标的具体得分从侧面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固然需要政府的积极主动和有所作为,但更需要公权力保持谦抑和规范行使。不宜过分高估现阶段中国的营商法治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过程。

营商法治环境建设中的预约合同效用分析——以内外制度变迁为视点

合同作为社会经济运行所需的内部制度,与作为外部制度的营商法治环境之间,通过预约合同形成了合乎比例、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提升合作效率、推进经济增长的社会集体行为提供了新思路。与传统合同不同,对应当前的营商环境背景,预约合同以决策锚点、持续协商、区间式履行及嵌入式关系的内部机制,呼应营商法治环境建设所需的稳定、公平、现时化、高效等价值,直面传统合同未顾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事前事后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阻碍,弱化敲竹杠风险、减少交易费用、加速不确定情境中的合作缔结。同时,通过对法律法规“立改废释”需求的切合,协助实现营商法治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评价标准;为建筑工程项目、科技创新项目等提供了稳定的合作情境,对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形成支撑;为外资企业弱化投资风险的同时缩短事前协商期限,满足营商法治环境稳外资的需求。

后疫情下西安市营商法治环境的优化——基于五省会城市的比较

营商法治环境是法治化视角下营商环境的面相。提升营商法治环境是应对冲疫情冲击、推动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路径。对标国务院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六章营商法治环境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后疫情下沈阳、海口、杭州、成都和西宁五省会城市营商环境政策的代表型经验,揭示出后疫情下西安市营商法治环境的诸多不足,进而提出优化政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以“放管服”为抓手改善商事执法环境、探索在线诉讼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立体式监督体系等优化路径,为后疫情下甚至常态化下西安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制度保障。

大庆市优化营商法治环境问题研究

着重从大庆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现状、存在的问题、对策4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推动工作流程持续优化的对策。

优化营商法治环境下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体系的构建

检察公信力满意度指标经过法治量化形成评价指标,最终形成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体系。在优化营商法治环境下,构建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体系,需要全面、直观、理性地观察、分析和评价检察公信力满意度现状,从正当性视角论证构建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体系的必要性,从认识方法和思考路径上厘清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从指标分级、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指标权重五个方面构建检察公信力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量化人民群众对检察公信力的满意度,提升检察公信力,为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提供保障。

中国地方营商法治环境的优化方向及评价标准

优化本地营商法治环境是中国地方政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地方政府急需有关如何优化营商法治环境的指引。地方经济规则制度化是最高级别的地方政府承诺与守诺方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告知企业行为的边界,维护企业对自身行为结果和政府行为结果预期的稳定性,并为社会公众监督留下充分空间,是地方营商法治环境的优化目标。在此目标下,中国地方营商法治环境的评价标准应该包括:是否实现了地方政府企业优惠扶植措施的制度化、是否实现了地方政府经济服务与监管措施的制度化、是否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了对地方经济发展制度提出异议和寻求救济的恰当渠道。

优化营商法治环境视角下微商从业者法律保护问题研究——反观C2C模式下微商底层代理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是新时期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保障,契合不同市场主体经济发展的合理需要,是当前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为当前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过程中,如何处理微商行业这个独特电商行业软环境建设问题,是网络软环境建设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微商从业者的法律保护问题,是新时期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建设中需要有效应对和认真解决的新型电商法律问题。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以涉外法律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向与路径

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关键一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需强化政府提供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为“请进来”的外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既要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涉外法务工作,为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还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境外或国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要以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依托,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为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充足有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实现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实现涉外法律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法治化营商环境再优化之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与本质要求,明确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现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内在关联性认识的精准把握。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再优化与新提升则是深入践行二十大精神、激发市场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必须要从现代化视角探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夯基固本的保障作用,推进制度之治和治理效能升级再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提升新疆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成效、困境与现时路径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是推动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升市场监管效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多措并举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待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力度需加大、执法监管体系建设需加强等问题。今后应坚持以法治为着力点,通过持续完善新疆营商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市场各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力度、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鼓励创新监管模式等进一步提升新疆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

新时代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法律评价应用模式——基于复杂性研究理念

进入新时代,对照“三位一体,法治为核”的总体要求,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兼容并包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价指标。基于新时代我国营商环境的发展特征,适宜引入复杂性研究理念,避免营商环境评价的“指标困惑”,以期达成营商环境法治化“涌现”效果。《民法典》的颁布意味着法学研究方向在功能上应当从法律解释向法律解释与评价并重发展,数字技术与实践为法律评价应用模式提供了可能。为此,应将复杂性研究、法教义学、法律实证主义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以法律价值为标准,运用法律科学方法对涉及营商相关的法律制度本身及其实施是否达致法治化营商环境价值而进行评价的全新模式。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探索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两者之间存在法理的正当性、价值追求相同和权力制衡的需求。但现阶段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仍存在法律规范依据阙如,参与的角色定位不明晰,与检察机关的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加以完善,厘清法院参与改革的角色,畅通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推进繁简分流制度改革,逐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川渝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与新质生产力协同策略与深度融合路径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营商环境法治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目前,川渝地区积极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协同效应,塑造两地一体发展新格局。但仍存在法规体系不完善、执法标准不统一、市场主体不平等的问题。从新质生产力特征出发,探究川渝地区新质生产力与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协同策略,并从数智化发展角度提出了健全智慧法治体系等深度融合路径。通过新质生产力与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良性互动,构建公平、公开、公正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助力川渝经济圈协同发展与现代化建设。

构建数字政府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稳步前行调查研究

通过对数字政府建设中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治理路径进行分析,可以设计完善一套清晰、科学、可行的实践方案,为优化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增力补缺。能够解决因职权壁垒、权属不明、在线政务服务链路不清等问题,引发的追责难、服务质量低、服务意识差等供给侧问题,将数字信息形成优质安全的管理闭环,促成“共享共建、深度融合、协同共赢”的优质营商环境,构建智能、安全、高效的数字政府应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