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级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虽强调“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但往往忽视“中国特色”或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不到位,选取指标时或对照世行已有标准削足适履,或过分强调中国政府的作用。本文通过把握分析其中“中国特色”的内涵——“包容性”,提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1个省份、七大地区的包容性营商环境及子环境水平进行实证测度、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包容性营商环境分处7个等级,上海和北京分别处于等级A和A-,浙江、广东、江苏处于等级B+,海南依靠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优势,排在等级B;全国各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呈三级阶梯式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和西南次之,而西北和东北较差;华东各子环境发展水平均较高,华中最为均衡,西北和东北均较差,而华南更注重人文和生态。

国内外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及启示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是世界各大经济体竞争的发展基石,还是快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吸引投资、促进创新和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做好服务。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营商环境优化的经验,为陕西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借鉴,以期促进陕西省开放型经济体系高质量快速发展。

基于熵权—突变级数法的中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研究

营商环境是省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优化营商环境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宝。基于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公共环境、市场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我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尝试纳入“数字政府”新指标。基于熵权—突变级数法,对我国31个省域的营商环境实践工作进行系统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呈现层次化特征,在整体指标与分项指标方面均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且区域层面呈现出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和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落后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我国省域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加强各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沟通协调机制;从公共环境、法治环境及政务环境等入手改善营商环境;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发展;积极推动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中国内地省份政务营商环境评估与动态比较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为全面把握我国各省份政务环境建设水平、动态变化和横向差距,从而进一步明确未来优化工作重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促进政务营商环境建设科学精准施策,本文基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营商研究联合课题组构建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量化评估结果,对2017-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的政务环境及其各二级指标进行比较,考察其五年间的动态变化,并横向比较了七大地理区域和九大发展战略区域政务环境建设水平的差别。结果表明:各省份、各区域政务环境及其各二级指标的评估得分具有历时性波动特征;政府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失衡;政府关怀与政府廉洁是未来需要重点优化的短板。

营商环境、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营商环境已成为推进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变量。高度重视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鼓励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迁移而不是向海外转移,对推动比较优势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转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现阶段,全球产供链重组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让一些产业循环留在国内,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体系中的自主可控能力。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中央做好区域协调的战略准备,将过去地方政府依靠创造优惠政策洼地参与区域竞争,转变为创造更好更优的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实施市场取向的竞争政策;需要让中国的产业政策转型为中央主导型,促进地方产业政策转向鼓励公平竞争和效率竞争;需要通过再造市场规则、融资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司法环境、公共服务平台等,多管齐下改善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基于“专利泡沫化”问题的视角

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讨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专利泡沫化”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破解专利“数量激增、质量不足”这一创新困境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且能够有效缓解“专利泡沫化”问题。通过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政府补助较多的制造业企业以及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所属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可见,推进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在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加以政府资金补助支持企业高水平研发活动,还要从加强创新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抑制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优化策略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循环、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为民营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区域经济活跃度的有效方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务服务效能仍然不高、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尚未形成、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发展要素保障不足、部分惠企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等。下一步,我国应从如下方面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机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是其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这就需要公平竞争制度或者竞争政策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顶层设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环节,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基础保障,引导和激励企业反垄断合规是必要举措。这些方面构成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优质产业营商环境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一种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企业逻辑和产业逻辑深度兼容耦合的弹性体制,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良产业营商环境。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角度来看,构建优质产业营商环境可从宏观环境、制度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国际化环境等六要素入手。在地方实践中,存在着链式、台式、网式三种优化产业营商环境的具体模式,这些模式对优质产业营商环境构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构建优质产业营商环境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政府应始终注重市场机制的发挥,始终尊重企业的主体作用,将四大逻辑有机融合起来,建立一整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励创新、激励竞争的弹性体制,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以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准分组,发现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寻求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效率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为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投资领域更深层次合作,需要做到合理选择目标东道国,完善投资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

营商环境法治化三维论

市场秩序稳定公平、规则透明公开、法治公正、投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投资主体实现投资自由便利制度的核心价值所现。推进政府职能新定位,强化“放管服”,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环节。自由度是主体最活跃的动力源和策源地,政府确保“中立地位”,促进主体公平竞争和实施反垄断,维护所有市场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公平竞争机制。便利度是彰显政府向市场主体提供快速实现自由度的便捷化、快捷化和效率化的社会效应程度,核心在于强化市场主体获得从商活动权利能力的快捷、简便、高效行为状态等。创新度是市场主体实现自由度与便利度融合发展处于动态的追求状态,显现了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创新的法治动力。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协同调控,做大主体自由度,提升主体更多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的持续创新优化。自由、便利与创新,已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选择,创新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自由度、便利度与创新度的辩证关系价值,成为引导探寻优化营商环境的立足点、突破点和发力点。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的测度、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政策思路,运用熵值法测算出2017-2021年293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分类分析城市营商环境总指数和分项指数,并对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趋势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旨在为进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营商环境推动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全国第十四次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影响企业家思想、知识学习和创新行为三个渠道来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推动作用在规模较大企业、走出初创期企业、非大数据实验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表现更强。绩效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推动企业销售绩效和产品价格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营商环境优化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悖论——基于创新持续性视角

如何提高数字化转型成功率是激发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重要战略问题。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及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持续性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存在数字化悖论,而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显著影响数字化悖论,即:提高创新持续性整体水平,使曲线整体上移;加快达到创新持续性的最高值,使拐点左移;加快拐点两侧创新持续性的变化速度,使曲线形态更陡峭。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知识整合能力和高动态能力的企业中,营商环境优化对数字化悖论的影响更显著。该结论为企业利用营商环境优势持续投入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政府建设有助于突破数字化转型瓶颈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双循环”背景下先行自贸区港营商环境比较研究

为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和改革发展新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构建科学合理营商环境。利用灰色关联法测量海南自贸港与先行自贸区营商环境指标权重,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建议利用海南区位优势,调结构、聚产业,加快经济发展便利化进程,完善法治化保障,既准入又准营,推进自由贸易国际化水平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