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营州在民族交流中的作用研究

在唐代,营州位于今辽宁朝阳,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位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交通枢纽,也是东西方商业贸易中必经的中转站之一,在唐代民族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得以发挥的。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大量的丝绸经过营州到达渤海国,来自西亚的波斯、粟特人则常通过这条道路同汉族人进行经济往来,开展贸易;在宗教上,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经过草原丝绸之路传至营州,并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在文化上,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营州成为民族交流的场所,粟特人、靺鞨粟末人、契丹人等民族在此聚居,互相融合,这也体现在了文学艺术的交流中。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唐初营州之乱“契丹饥不加赈给”考释

《资治通鉴》载“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引发营州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然《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新唐书》均不见相关记载。《资治通鉴》对营州之乱中西硖石一役的具体经过之记载仅与唐初史料笔记《朝野佥载》所记高度重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指出其在书写营州之乱其他史事参考《朝野佥载》,由此几乎可以推定《资治通鉴》中对西硖石一役的记载脱胎于《朝野佥载》。“契丹饥”乃司马光经过考订后对李尽忠起兵前生存境况的描绘,其依据应为《朝野佥载》契丹狱卒所言“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吾养汝则无食”。而所谓营州都督赵文翙“不加赈给”,则应为司马光结合前书所载赵文翙“侵侮其下”与契丹陷入饥荒之背景所做出的合理推断。但狱卒自陈动机并不单纯,因而将根本动摇“契丹饥不加赈给”的可靠性。过往学界内以《资治通鉴》为蓝本略述营州之乱始末并对赵文翙不施救灾之方加以批评的做法需要得到进一步重估。

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

营州都督府是唐前期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所领城傍羁縻州数量随少数部族的归附与东北边疆的动荡存在着动态变化,营州都督府的级别也随着这一变化而经历了从上都督府到下都督府的变动。在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过程中,营州都督府的职官具有较强的军事特点。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705)。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营州都督府最后被平卢节度使府所取代。

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的契丹“营州之乱”,不仅让武周政权在军事上付出惨重代价,而且还引发一系列边境问题。然更为重要的是它迫使武则天在立嗣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由支持武氏转为支持李氏,为后来李氏重掌大唐政权奠定了基础。

论“营州事变”的成因及其影响

武则天时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 ,以及武周统治集团内部的武李之争 ,乃是造成“营州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事变所造成的影响 ,涉及武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民族、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 ,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更为深刻。

营州叛党的东逃与大祚荣东逃建国

营州东逃叛党是以靺鞨为主体,在营州之乱期间,自营州出发,转战新城、辽东城和磨米城,退守到辽东东部,成为唐朝东北的边患。大祚荣集团与乞四比羽集团组成的靺鞨集团也是营州叛党,在营州之乱期间,从营州东逃,割据高句丽故地,公然与唐朝对抗。两者实际同为一个事件。乞四比羽集团在靺鞨集团中处于主导地位,割据中心在桂娄故地,大祚荣集团的割据中心在太子河上游。天门岭之战后,大祚荣建立震国,桂娄故地成为新的统治中心。

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

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在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建置考述

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唐朝统治者在东北地区设置了许多府州。营州,由于其地理位置、军事形势、民族混杂等特殊的地缘条件,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与管控东北边疆的关键。唐代前期设置了营州都督府施以管辖。梳理营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及其隶属的正州、羁縻府州的建制情况,对个别学术界争议问题提出新看法。

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

高句丽是一事农、尚武之民族。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境内的高句丽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地区:其一为唐东西两京所在的河南、关内和河西地区。其二为山南、江淮地区。其三为营州、幽州地区,他们处于原高句丽社会的最低层,在当地诸族混杂的局面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平卢军中的高句丽武人被排斥到了高级将领的队伍之外,对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军事集团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趁安禄山从平卢军抽调大批精兵猛将发动叛乱,对军内却未做周密人事安排之际,高句丽武人集团趁势崛起。当他们来到淄青地区以后,尽管很快适应了当地的情势,并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了势力,但是与此同时其统治基础也在不断弱化,其尚武的特性也在不断消磨。

唐前期营州事件与河北三层防御体系构建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之乱以来,唐朝先后尝试了组织行军、设置团结兵、增置军镇等多种方式,皆未能改变唐朝在东北防御方面的被动局面。营州陷落之后,并州一度成为幽州的后援,与朔州、幽州共同构成跨区域联合防御模式,其防御对象不仅包括契丹、奚,也包括突厥,这是防线被迫后移西撤的一种无奈应对。直到开元年间,借由突厥内部权力过渡之机,并通过和亲两蕃等手段,才实现了营州的复置。与此同时,河北五军相继设立。开元二十年左右,河北三层防御体系形成,东北边地便捷报频传。但幽州节度使统领河北二十四州府的全境防御模式也导致了地方军事化的加深,这成为天宝之乱的一大诱因,也是安史之乱后河北分裂割据的一大事实基础。

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一)

位于大凌河畔的古营州(朝阳),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东北亚与中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无论是中原的农业文明、还是中亚地区的锡尔河流域文明,以及草原文明都曾经以朝阳为中心而得到了充分的融合与发展。尤其在隋唐时期,营州由于地理优势的明显与多民族的开发,使其一度成为辽西地区乃至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由于三燕政权和北魏政权的早期开发和积累,加之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营州必然成为隋唐帝国经略东北的边疆重镇。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天的朝阳地区就陆续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截止到2010年为止这一地区隋唐墓葬发现的数量多达205座。我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琳琅满目数以千计的各类随葬品中,透视出曾经辉煌和灿烂的文明印记。隋唐时期的营州对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梳理和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隋唐时期营州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价值所在。

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二)

位于大凌河畔的古营州(朝阳),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东北亚与中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尤其在隋唐时期,营州由于地理优势的明显与多民族的开发,使其一度成为辽西地区乃至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核心。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天的朝阳地区就陆续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截止到2010年为止这一地区隋唐墓葬发现的数量多达205座之多。我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琳琅满目数以千计的各类随葬品中,透视出曾经辉煌和灿烂的文明印记。梳理和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隋唐时期营州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价值所在。

隋唐营州的民族融合、胡风与葬俗

隋唐营州境内汉族、契丹、奚、靺鞨、高句丽、突厥、西域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胡族人大量接受汉族文化,但地域内在衣食住行方面仍盛行浓重的胡风。隋唐营州墓葬与中原地区不同,以圆形墓为主,不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墓葬规模越来越大,并体现出较多的胡族文化因素。

论隋唐营州的靺鞨人

隋唐时期先后有数批靺鞨人流入营州地区, 包括隋初内迁的突地稽部粟末靺鞨人, 唐初入附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以及唐伐高句丽过程中内附的粟末、 白山等部靺鞨人. 万岁通天年间营州靺鞨人东走建立渤海国之前, 营州地区当有十万以上的靺鞨人. 其中除了少部分, 也即两唐书 《地理志》 记载的三个靺鞨羁縻州之人以外, 绝大部分东归, 成为渤海建国的核心力量. 至于这部分靺鞨人没有被两唐书 《地理志》 记载, 是后者修纂过程中受材料局限造成的.

略论唐代营州都督府

营州都督府是唐朝政府在我国东北地区设置的管理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设置的重要府州,由于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营州都督府曾两次被迫改治渔阳。地处我国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的营州都督府,其是为遏制周边少数民族而设置的,故其地理位置相当之重要,是通往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亦是防伪少数民族进攻的重要屏障;在众多经营此地区的都督中,宋庆礼的治理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铭记的,虽然早已有对营州都督府的专著,但是未能具体分析营州都督府治所改治原因以及宋庆礼的对营州都督府的经营,本文试做以下分析。

唐代东北边疆战略初探——以营州和幽州的分合关系为视角

在唐朝东北边疆战略中,营州与幽州互为援手,几度分合。武德元年至贞观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持防御态势,以幽州辖营州。贞观八年至万岁通天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转为进攻态势,战略重心前移,营州从幽州独立,成为经略东北边疆的前沿重镇,幽州退居辅助地位,成为支撑营州的后方基地。契丹叛唐后,以营州为中心的东北边疆防御体系基本瓦解,东北边疆防务改由幽州负责。后鉴于东北亚形势的变化,唐朝转以积极进取态势加强东北边疆军事防御与控制,继续发挥营州东北边疆桥头堡作用的同时,以幽州辖营州,全面统筹东北边疆事务,二者合力,共同屏障东北边疆,维护东北亚区域安全。

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

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重镇,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营州农业发展并不落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营州农业的深耕细作,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营州农业的发展。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生活,畜牧业比较发达,尤以养马业最为兴盛。营州的手工业以制陶业为主。唐代营州商业发展很快,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营州与西方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唐王朝发展经济的政策和营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推动了营州经济的发展。朝阳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为我们研究营州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论唐代营州在东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代营州不但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而且还是联系东北少数民族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唐在营州设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后,营州就成为唐管辖东北少数民族的军政重镇、东征高丽的后方基地、东北民族融合的中心。

唐代营州都督府侨治问题研究

万岁通天年间(696)至开元年间(741),营州都督府二度侨治。《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均有记载,但不尽相同。从史籍中的不同记述考证,武则天时期契丹的叛乱,直接影响了营州都督府的管理,导致了营州都督府的第一次侨治,其完成侨治时间最迟在神龙元年。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由渔阳迁回柳城。营州都督府的复治一方面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幽州的压力。仅仅三年之后,营州都督府又迁到渔阳,再次侨治。

后燕平州曾改营州

《晋书·地理志》“平州”条有后燕慕容熙以“营州刺史镇宿军”之记(宿军在今辽宁北镇),《东北历代疆域史》作者依《资治通鉴》胡注:“燕平州刺史治宿军”,认为《晋书》“营州当是平州之误,”(见《东北历代疆域史》82页)。据考,《晋书》所记无误。清初学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州域形势·后燕”中云:“平州置于宿军”。注曰:“宿军在故龙城东北,义熙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