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发展——由农户营林积极性引发的思考

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体改革已经完成,并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效,但此次林权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文章总结了此次林改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分析了南方集体林权农户营林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地细碎化变动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处理效应分析——基于内生性视角的倾向值匹配估计

利用9省18县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林地细碎化程度变动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考虑到林地细碎化程度的变动具有内生性,倾向值匹配方法被采用。结果显示,林地细碎化程度的改善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013年,林地细碎化程度的改善引致了农户单位面积林地的投劳量增加了约10%,单位面积的资本投入量增加了约35%,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上述处理效应的释放是一个较为缓慢的动态调整过程,在集体林改的初期阶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估计结果显示,资本投入的处理效应大于劳动投入的处理效应,这种现象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

林地面积增加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9省1504个农户数据的倾向值匹配分析

论文利用9省1 504个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新一轮集体林改后林地面积增加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考虑到农户对林地经营面积决策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多个标准上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林地面积增加确实促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中,资本投入强度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表现为显著增加,增长率约为25%-27%,2013年进一步强化为28%-34%。资本投入强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肥和农药投入增加引起的,对种苗的投入强度并没有显著改善。这种差异说明,新一轮林改提高了农户的森林经营和管护积极性,但对造林行为的影响有限。同时农户并没有因为林地面积增加而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投入强度。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

林地调整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分析——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倾向值匹配估计

本文基于中国9省份、1772个农户、跨度10年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检验了林地面积变动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从非农就业、林种结构、林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视角对上述效应加以分析。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以后,估计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相比于控制组,林地面积增加使得农户资本投入强度提高了约26%~3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劳动力投入强度的增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与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密切相关。从异质性角度看,上述处理效应在统计上仅对务农为主、拥有小规模林地和商品林为主的农户成立。这凸显出生态公益林的投资激励问题并没有因集体林改而得到有效解决。受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约束,林地面积增加对用材林为主的农户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投资激励效果。对于家庭收入水平,林地面积增加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呈现出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政策着眼点和目标指向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引起林地细碎化程度的变化,进而会对农户营林积极性产生影响。利用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的大样本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林地细碎化程度的动态变化,并从整体和异质性两个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变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考虑到林地细碎化的内生性问题,倾向值匹配方法被采用。研究发现:(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林地细碎化程度整体上得到改善,仅有少数(11.70%)农户的林地细碎化程度出现加剧现象;(2)受林地细碎化程度改善的影响,农户的单位面积资本投入增加了35%～37%,劳动投入增加了10%～11%;受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农户对林地的要素投入呈现出资本替代劳动的态势;(3)异质性角度看,上述积极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仅对务农为主、商品林为主、较大林地规模、中高收入水平的农户显著。这为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目标群体识别提供了决策支持。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和内生性双重视角

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非农就业-营林投入”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9个省(区)1497户林农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投入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体上提高了农户对林地的劳动投入积极性,但对资本投入的增加并不显著。这种效应对不同程度非农就业的农户具有差异性。对于纯农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林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显著增加,表现出产权激励效应;对于非农户,由于退出效应的作用,改革导致了非农户的资本投入显著下降了约36%;对于I兼农户,其劳动投入的减少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反映出林权改革的要素替代效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提高的制度环境,但并非充分条件;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会导致产权的正向激励机制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