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

中东剧变以来,分布于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萨拉菲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除传统萨拉菲主义外,以光明党为代表的政治萨拉菲主义力量在地区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政党化倾向明显;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上升势头迅猛,但其内部亦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主张暴力与非暴力的分支派别同时存在。萨拉菲主义力量的上升正日益激化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令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地区政治话语权和地区事务控制权的争夺。

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述评

作为伊斯兰社会与政治思潮的重要表现形式,萨拉菲主义是西方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英文文献从历史多重语境的视角出发对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探究,围绕萨拉菲主义的教团实践、政党政治实践及反政府武装的暴力实践等问题形成了多元化的萨拉菲主义实践论观点。在萨拉菲主义的地区与全球影响方面,英语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在"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全球网络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甚至可能解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有国际体系。英文文献对萨拉菲主义的研究呈现出题材多样、观点多元的特征,但也存在许多西方特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安全化思维惯性,以及在方法上长期无法摆脱"建构"与"解构"的二律背反。

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极端化及其影响

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传播带有浓厚的经院特点,传播的力度与广度相对有限。穆拉比特运动、穆瓦希德运动以及"富拉尼圣战"为19世纪萨拉菲主义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手段日益多元化。其中,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以"圣战"分子为传播载体渗透至撒哈拉及其周边地区,不仅冲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苏菲主义为主流的宗教格局,而且在瓦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体制的同时,消耗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某些宣扬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在辖区内进行社会控制,灌输超越国界的"乌玛"与"哈里发国家"理念,对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本已困难重重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了挑战。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

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重要形式的圣战萨拉菲主义,正日益成为多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思想基础和动员工具。考察圣战萨拉菲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理解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过程。从本质上看,圣战萨拉菲主义主要汲取和发展了中世纪和近代极端教派、沙特瓦哈比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思想,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东地区和国际政治互动的产物,在激化地区冲突与暴力恐怖活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萨拉菲主义对“忠诚与抗拒”原则的政治化诠释

“忠诚与抗拒”是伊斯兰教教义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以及穆斯林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本文首先回顾了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教创立后“忠诚与抗拒”概念的演变,并以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框架化理论范式为视角,考察现代伊斯兰教萨拉菲派对“忠诚与抗拒”概念的阐释,分析这一概念由社会关系准则向宗教信条转变进而演变为政治动员工具的过程。现代萨拉菲主义对“忠诚与抗拒”原则的极端化诠释主要表现为要求穆斯林与其他群体隔绝,以正统自居来判定其他具有非萨拉菲主义倾向、不实践“忠诚与抗拒”原则的穆斯林为“悖信者”。被政治化诠释的“忠诚与抗拒”原则逐渐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核心概念和极端组织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

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突出特点是主张通过暴力"圣战"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中世纪的罕百里教法学派、近代的瓦哈比派、现代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库特卜的极端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在"9·11"事件发生至"伊斯兰国"组织产生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基地"组织构成了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中心。伴随"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对于重塑圣战萨拉菲派的未来战略、策略、优先选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分裂无法通过包容的方式实现和解,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各地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将围绕"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选边站队,二者的斗争将日益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的影响:动因与策略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伊斯兰极端思潮,也是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很多欧洲国家青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因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发展危机产生了情感疏离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成为极端组织吸引和招募的对象。圣战萨拉菲主义自身也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议题设置、传播方式、外在表现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目标是影响更多的青年。欧洲社会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在预防、宣传、引导、反制等方面采取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全球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概念、机制与议题:萨拉菲主义研究的本土化

萨拉菲主义是国内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宗教、政治、安全问题。在对西方学界成果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实现了对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政治安全议题的回归。"历史说"与"现代说"、"组织形态"与"观念形态"、"纯洁派"与"政治派"及"圣战派"的重叠身份等的争论在西方学界早已有之,而国内学界则在"历史说"的基础上,基于观念形态与组织形态的双重认识,分析、梳理了萨拉菲主义在体系、单元层面的扩展与渗透,继而区分了由于载体与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萨拉菲主义演变机制,在注重时代特征的同时,避免了重陷西方"条块化""标签化"的认知困境。此外,由于对萨拉菲主义宗教文化内涵的有益扩展,国内学界在政治安全领域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其中,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功能、萨拉菲主义与敏感地区的安全局势,既有经验层面上的分析,亦有理论层面上的思考,同样回避了对萨拉菲主义"过度安全化"的误区。

沙特现代萨拉菲主义运动的演变

沙特现代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形成以18世纪瓦哈比运动的兴起为标志。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官方乌莱玛宗教权威的削弱、外来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沙特现代萨拉菲主义运动经历了多元化的发展。本文根据政治立场、参与政治与否以及对暴力活动的态度三个方面，将沙特现代萨拉菲主义运动划分为五个类型，以此来探讨沙特现代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一批极端主义组织所信奉、标榜的意识形态萨拉菲主义,以"认主独一""塔克菲尔"与"圣战"为核心话语体系,它不同于"赛莱菲耶"和"瓦哈比",是一种伊斯兰尊古复古的观念与实践。自9世纪产生以来,萨拉菲主义在找寻伊斯兰复兴之途的努力中,在内部自我调节以及与外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发展。在当今西方思潮、范式主导的时代,萨拉菲主义"进化"出教团型萨拉菲主义、政党型萨拉菲主义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三种类型。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在当代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它们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为基地,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为核心,通过"点—线—面"的传播,持续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一个与现有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宗教政治体系,不仅对各国国内稳定构成冲击,而且从根本上挑战了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和原则。然而,萨拉菲主义的宗教主张并不必然导向恐怖暴力,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也不能反映出萨拉菲主义的整体情况。只有寻求化解宗教矛盾之道,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恐怖主义难题。

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以德、法两国为例

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伊斯兰主义派别。萨拉菲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其中存在一个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产物,而吉哈德化则是指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走上圣战道路的过程。德法两国的萨拉菲主义均起步于1990年代,从2004年开始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思想激进化。其中,法国萨拉菲人在2004年后和2012年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吉哈德化,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只在2012年后大规模吉哈德化。而自2015年以来,法国还遭遇了"对法圣战主义"。研究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是德法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而2012-2015年间德法对本国穆斯林激进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纵容",则是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法国遭受"对法圣战主义"的攻击,则与其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

萨拉菲主义“进化”的历史及当代表现

萨拉菲主义的“进化”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压力包括军事、国际体系与多元文化等因素，内部动力包括宗教整合、身份塑造以及对“圣战”的暴力诠释。萨拉菲主义的“进化”既存在宗教思想领域的革新，也涵盖了组织行动的嬗变。在思想领域，以“尊古”、“循古”为基础，注重意识形态的传承，通过复兴先贤思想，实现伊斯兰教在当代的新发展。在组织行动方面，萨拉菲主义“进化”在当代的最主要表现是分化出了教团型萨拉菲、政党型萨拉菲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等三种基本类型。随着萨拉菲主义在当代的“进化”，它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萨拉菲主义的宗教论、历史观与地缘政治学

"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一批极端主义组织所信奉、标榜的意识形态萨拉菲主义,以"认主独一""塔克菲尔"与"圣战"为核心话语体系,不同于"赛莱菲耶""瓦哈比"等概念,有自己特有的内涵与外延,是一种伊斯兰尊古、复古的观念与实践。自9世纪产生以来,萨拉菲主义在找寻伊斯兰复兴之途的努力中,在内部自我调节以及与外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发展。在当今西方思潮、范式主导的时代,萨拉菲主义"进化"出教团型萨拉菲主义、政党型萨拉菲主义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三种类型。前两者要么远离政治生活,要么试图融入现有政治体系,唯有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试图通过"全球圣战"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在当代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它们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为基地,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为核心,通过"点-线-面"的传播,持续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一个与现有国际体系相对立的宗教政治体系,不仅对各国国内稳定构成冲击,而且从根本上挑战了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和原则。正是这部分信徒对萨拉菲主义的片面诠释与实践,才使它与极端主义产生联系。然而,萨拉菲主义的宗教主张并不必然导向恐怖暴力,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也不能反映出萨拉菲主义的整体情况。不过,极端主义者可能确实是萨拉菲主义信徒,因而也不能简单剥离两者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加强武力打击极端主义的同时,只有寻求化解宗教矛盾之道,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极端主义难题。

萨拉菲主义在印尼的传播和发展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尼的萨拉菲主义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运动。然而,印尼的萨拉菲运动不是铁板一块,由于内部冲突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也门派主要从事非政治性的宣教活动;行动派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活动;"圣战"派则以"圣战"为名从事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目标是在印尼建立伊斯兰国,对印尼社会和地区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

教派主义视阈下的黎巴嫩萨拉菲主义运动

黎巴嫩萨拉菲主义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萨拉菲传教活动,既是全球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黎巴嫩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运动的代表。受海湾国家的宗教慈善资助和意识形态影响,黎巴嫩萨拉菲主义者深入逊尼派地区,通过提供宗教服务、参加议会选举和批评政府强化其教派身份,塑造政治与宗教合法性。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刺事件点燃了黎巴嫩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冲突。萨拉菲行动派以抵制真主党扩张和伊朗势力渗透构建起完备的教派主义话语体系;“圣战”派则透过叙利亚内战将萨拉菲主义跨国运动付诸实践。中东变局以来,教派主义主导下的萨拉菲主义运动不仅加剧了黎巴嫩的政治失衡和教派矛盾,而且固化了中东地区的教派对立情势。

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派矛盾:结构性根源与发展趋势

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上升是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最重要趋势之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成为沙特—伊朗在波斯湾、中东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2012年穆兄会政府在埃及上台后,中东逊尼派政府分化为相互竞争的萨拉菲、穆兄会政府两派,中东教派政治格局由'逊尼派—什叶派'二分格局演变为'穆兄会—萨拉菲—什叶派'三分格局。与此同时,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伊斯兰国'等定叛萨拉菲主义团体在部分地区和国际势力的有意扶持下崛起,进一步激化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矛盾。

社会文化视域下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的分化重组问题

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家独大,到“信仰捍卫者”“血盟旅”“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相互角逐,再到“守卫者”“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重新整合,经历多次分化重组。萨赫勒极端组织是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竞逐的产物。萨拉菲主义对苏非主义的批判引发不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受到部落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是该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以及不同从业人群间矛盾对立的产物。深层农牧民矛盾以族群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极端主义则扭曲、夸大了族群对抗。化解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威胁、消灭极端组织,从根本上讲是要直面当地的农牧业发展矛盾,妥善处理游牧业被挤压、边缘化所引发的挑战。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 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与生俱来的恐怖主义者?——论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转型

对索马里“青年党”恐怖主义组织的身份定性反映人们在看待全球各类恐怖主义组织时的无差别倾向,不利于对问题的准确把握.“青年党”的身份在不同时期存在显著差异.2009年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之前,“青年党”主要是一个泛索马里主义的武装组织,继承了索马里政治中一贯追求并享有高度政治合法性的泛索马里主义意识形态.埃塞俄比亚撤军后,“青年党”暂时失去主要外部敌人,内部各氏族间矛盾随之凸显.在组织发展壮大、势力范围急遽扩张之际,个别氏族的利益压倒对抽象的“索马里民族”的追求.“青年党”蜕变为氏族主义武装组织,深度介入索马里氏族纷争,遭遇重大军事挫折.通过彰显“圣战”萨拉菲主义,“青年党”试图淡化氏族主义倾向,寻求新的斗争合法性,在获取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实现组织重整.其身份也转型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行动上则表现为恐怖主义组织.面对“青年党”这类“非典型恐怖主义组织”,一味使用武力打击未必“对症”,借助政府“特赦”、民间仲裁等方式,同样有助于反恐的成功.

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

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复杂。其中,氏族主义是其核心,泛索马里主义是其宣传动员的工具。"圣战"萨拉菲主义则打着宗教正统性的旗号。这三大意识形态的融合塑造出青年党的双重身份,即宗教氏族武装与宗教反政府武装。2008年以来,随着内外压力的增加,青年党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合流。该组织无论从行动方式上,还是在资金募集、对外宣传方面,都日益凸显出恐怖主义的特性。本文认为,青年党的恐怖主义组织身份,与宗教、族群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这并非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在观念互借中蕴含思想冲突的复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