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中国美术馆藏如山《交芦秋影图》探究

一、如山与交芦庵重建据史料记载,位于杭州的交芦庵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宋绍兴年间(1131—1162),侍卫马军司驻屯于西溪一带,因奉祀所需,在龙驹坞建正等院。明万历初,正等院释如觉将院迁往深潭口,初名正等庵。明末做整修时,由董其昌(1555—1636)题写“茭芦”(“交芦”)名,其意有二:一、《楞严经》云“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二、庵在芦苇之中,又称芦庵。另陈继儒(1558—1639)题有“山舒水缓”额。明崇祯元年(1628),释如觉的继承者拓庵成院,钱士升、张瑞图分别题写“复古正等院”额和忏堂“圆应”额。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一道明代诰命文书中的“覃恩封赠”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藏有一道明代万历皇帝赐给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郭四维夫妇的诰命,系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十五日皇帝颁赐郭四维,升授他为“中大夫”,并诰封其妻许氏为淑人的仪制性文书。这道诰命是对文献记载的明代诰敕封赠制度的有力见证。

万历《重庆府志》的文献价值与校注方法

万历《重庆府志》体例完备,既依循明朝政府颁布的修志《凡例》,又能根据社会发展和重庆实情有所创新,门类设置科学,细目胪列周详,结构井然有序。内容丰富,很多记载可补官修《明史》的缺失,是重庆府志修纂史上空前绝后的巨著。《万历重庆府志校注》以上海图书馆藏海内孤本为底本,遵照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学术规范,恪守训诂、考证、笺疏、音注要义,努力发掘重庆桑梓文献的精华。

镇北台怀古

壹说起镇北台,榆林城里妇孺皆知,无人不晓。饱学之士引经据典,娓道来如数家珍;寻常百姓略知一二,拉古朝、说边墙,眉飞色舞。历朝各代,三教九流达官显贵,布衣野老学子游侠,或专程、途经,若非慕名登顶揽胜,赋诗“打卡”留影,俨有虚行榆林之虞。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红山巅顶。高约十丈开外,占地5000平方米,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7年)。

论万历年间广东人民对矿监税使的反抗斗争

万历年间,明神宗为满足自己及宗室的奢靡生活,亲自派遣了一大批亲信宦官去往各地任矿监、税使,大肆开矿采掘,征收杂税,搜刮民间财富。被派往广东地区负责采珠、开矿及课税的是李敬和李凤,二人在广东地区的胡作非为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官府和民间的矛盾,对广东地区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成为明王朝衰落和灭亡的加速剂。

方回春堂

现开设在清河坊“四拐角”西侧的方回春堂国药号,创设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迄今已经有370多年的历史,据传为钱塘名医方清怡所创。方清怡字再春,再春含义和回春相同,以“回春”为店名,寄托着“逢凶化吉,妙手回春”的美好含义。方清怡出身于中医药世家,经常用家传的秘方研制丸药,治好了很多顽固病症。他还潜心研究明万历年间杭州名医吴元溟的《痘科切要》和《儿科方要》,从中获益良多。方回春堂自创立之初,就严格遵从古方,选料讲究,精心煎制虎鹿龟驴各种补胶,依法炮制丸散膏丹。其家传的小儿回春丸救助了无数幼儿,有不少故事在民间传诵。

播州的“王”

播州史几乎就是一部杨氏家族的治播史。而其发展历程,亦是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贵州乌江以北的今遵义市,自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曾有一个播州的建置。建置之初的播州很袖珍,仅包括今天的遵义城区及桐梓、绥阳县等部分区域。但是,播州位居要津,“乃眷西南之疆,外引六诏,内接三苗,地险俗厖,播川郡实据其会”(程钜夫《忠烈庙碑》)。虽弹丸之地,却发生了唐末南诏侵播的历史事件,因而有了山西太原人杨端于乾符三年(876年)平南诏入播的故事,由此拉开了杨氏世袭统治播州的序幕。

万历援朝战争议和初期明鲜关系探究——以司宪出使朝鲜为中心

明朝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面临供应不足军心涣散之困境,宋应昌隐瞒日军未退事实,明朝逐渐转向议和态度,派司宪宣谕朝鲜自立自强。而朝鲜却寄希望于明朝继续进军从而收复全境,围绕司宪展开外交活动以图突破明朝主和派的情报封锁。司宪奏报实情的主张与主和官员发生冲突,因自身不检点被弹劾,最终遭革职追赃。此事体现了明朝议和背后在内与外之间的权衡考量,反映出两国对于此次战争的不同认识,显露出两国间封贡关系的实像。

青州市图书馆新发现5册万历《青州府志》考论

地方志册数较多,不易保存,往往出现阙卷和阙册现象。藏书者或书贾便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外观相近的地方志合并一起收藏或出售。利用版本学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藏书章,对比文字异同,可以发现不同方志版本。青州市图书馆藏有康熙四十八年《青州府志》10册,近期古籍盘点中发现后5册应为万历《青州府志》。后5册无剜改、增删,无避讳内容,且尾册钤有明“新乐王”印,与河南省图书馆藏万历《青州府志》仅3叶不同,可以确定为万历《青州府志》。根据河南省图书馆藏的3叶,可证后5册为万历刻后印本,改版印刷年代在万历四十六年后。青州市图书馆藏有万历《青州府志》与康熙四十八年《青州府志》,两种府志互缺首尾,且封面、版式完全相同,在以往古籍登记中被误合为一,实则应分为两部府志分别登记。

张辅之《太仆奏议》版本述略

张辅之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礼科和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太仆奏议》是他任职期间的奏疏汇总。该书共四种刻本,最早的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天启前期本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至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天启后期刻五卷本乃是后期补刻而成,乾隆刻本由张辅之六世孙张瞻淇、张瞻洛刊刻而成。《太仆奏议》从明刻本到清刻本的变化,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文化与政治互动的一个缩影。

少林棍法与紧那罗王以及北方棍法的关系考述

少林棍法在明代已经名震天下。茅元仪于《武备志》中就曾有一段按语,指出“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而关于少林寺尚棍的传说,以明万历四十四年程冲宗猷所撰的《少林棍法阐宗》一书最遍及。书中写道“有一僧投身灶炀,化身紧那罗王持棍护寺”。推官陈世竣在书序中也提出:“自紧那罗王以观音显化,演教少室,遂开千载法门”。

典雅静穆 飘然逸出 《曹全碑》的审美及临习

《曹全碑》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立于东汉汉帝中平二年(公元185)。此碑无额,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今陕西合阳)莘里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清康熙十一年(1672)后,碑身出现裂痕。从拓本看,《曹全碑》的字迹保存较好,虽不免少有风损,但字形轮廓及笔画的起讫用笔都仍清晰。《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记载了曹全光辉的一生。

浅谈《万历十五年》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及其大历史观——结合唯物史观和法国年鉴学派理论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脍炙人口、深受读者喜爱的历史著作,以看似平平无奇的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为切入口,经由深入分析时各典型人物及其悲剧,揭示了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本文将循着黄仁宇先生的叙事脉络,从历史人物入手,结合唯物史观探讨其得出人物评价的逻辑过程及评价特点及其全文脉络,并结合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对其大历史观理论进行分析。

明代地图所见万历朝大山城市转型

历年间山西大同城的发展历程,是大同城市形态演变和功能转型的缩影。万历朝之前,明蒙关系紧张,明朝北部边防形势严峻,大同城防严整,边墙林立,雉堞云连,屯堡遍布。隆庆和议后,明蒙关系缓和,大同城的形态功能随之转变。万历朝之后,大同城不再增筑屯堡,明蒙马市贸易推动大同城及其所属边堡向边贸商业城镇转变,大同城市建设工程随之加速,城内商业设施迅速增多,军事功能相应减弱。

别嫉妒传播的价值

张宏杰的《历史的局外人》中有一章,说到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出炉及其背后的故事,颇为曲折。文章最后说到了易中天、周国平、余秋雨好几位明星学者和作家,因为是“明星”而引起的争议,说厦门大学中文系一个教授一提到易中天就愤愤不平。而在社科院哲学所,周国平也不太受待见,余秋雨被议论和批评甚至攻击就更多了。看完,总会让人觉得书斋里的教授们对这些“明星”学者颇有点酸不溜秋的感觉。认为他们“不务正业”,只为“沽名钓誉”,赚取“流量”,获得利益。

日藏《[万历]永福县志》文献价值考述

作为永福第一县志,唐学仁、谢肇淛等人所修《[万历]永福县志》久于中土,仅有清钞本存留,且并非全帙。但幸运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该志之明刻本。对全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本志除对永福地理、沿革情况进行介绍外,还存有丰富的宋代佚文,且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又因福建多祠的历史传统,本志存有相当数量反映士人精神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佚文,这是本志较其他县志的独特价值所在,对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进一步窥探地方思想有所裨益。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