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著”与“别裁”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对图书文献进行分类著录的特殊辅助方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医古典目录学分类研究也离不开这2种方法的应用。首先,对“互著”与“别裁”的概念、内涵与源流进行梳理;其次,分别对古代中医专科书目和现代中医专科书目中使用“互著”与“别裁”的情况进行核查,重点对其在中医古籍书目整理中具体应用实例进行整理与评述;最后,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从而为现代中医古籍数字书目信息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齐鲁中医药文化植入中医经典医著选读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研究

中医药文化是医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挖掘齐鲁中医药文化资源,凝练齐鲁中医药文化的思政内涵,构建齐鲁中医药文化植入中医经典医著选读课程思政建设的“五轮驱动”路径,使课程思政富有了山东特色的教育内容,在弘扬齐鲁中医药文化时代价值的同时,更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从《老乞大》四个版本看近代汉语助词“著(着)”的发展

“著(着)”在原本《老乞大》中作补语和动态助词,在谚解本中由于“者”被改写成“著”,使“著”的功能大大增加。而至新释本和重刊本中,作补语的“著”除极少数被写成“着”保留外,大多数被删除了;作动态助词的“著”,表“持续”的写成了“着”,表“先时”的大部分改成“了”。那些由原先“者”演变而来的“著”又产生了分化,其中大部分被删除,其余的小部分又改成了“着”和“罢”。

俱道适往 著手成春 吴盛源中国画宏壮风格与清婉意境

广东著名国画家吴盛源先生,在现代山水画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形成雄浑宏壮的风格,并同时创造诗意盎然的田园山水清婉形式,集宏壮风格与清婉意境于一体,形成独特的审美形式与国画笔墨和语言特征,是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重要收获,推动了中国画在传统与写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肾著汤促进小鼠坐骨神经损伤后髓鞘再生作用的研究

目的 通过观察肾著汤灌胃后损伤小鼠坐骨神经模型中髓鞘的形态变化,探讨肾著汤对髓鞘再生及坐骨神经损伤修复的促进作用。方法 选取24只成年雄性昆明小鼠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对照7 d组(损伤)、实验7 d组(损伤后予以肾著汤灌胃),各8只。治疗1周后,运用电子显微镜、劳克坚牢蓝等染色技术观察各组髓鞘变化。结果 HE染色及电子显微镜下均显示正常组小鼠坐骨神经髓鞘排列紧密有序,对照7 d组小鼠坐骨神经中髓鞘折叠、排列杂乱无章,甚至有脱髓鞘表现,实验7 d组小鼠髓鞘结构开始修复。劳克坚牢蓝染色显示应用肾著汤后,与对照7 d组比较,实验7 d组镜下蓝色区域明显增多,髓鞘再生明显。结论 肾著汤对坐骨神经损伤后髓鞘再生有促进作用,为临床治疗坐骨神经损伤提供理论依据。

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以“以心著性”为探讨路径

牟宗三由五峰、蕺山处发挥出“以心著性”,并认为是吸纳《中庸》《易传》之“天”、回归孔孟之“心”,从而打通主客天人的理想手段,又能解心学流弊。但“以心著性”的前提是先分设心性,将性之源归于天,再形著于心而显创生之能,这在形而上学中恐有创生实体为二之嫌,须明确道德形而上学创生实体唯有本心,五峰、蕺山也并无分设心性之意。将性设为客观根据也无法解心学流弊,流弊之因在于主体对道德之“根”与“极”、“性”“天”在“尽心”进程中的独特意义未能识清,故需启蒙主体理性以解此弊:明乎应以本心天理为准,不离日用人伦,关注实现圆善。企图以外在经验的或超绝的力量来决定、持护道德事业的二分旧思维模式是不可靠的。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演进研究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瓦西里耶夫和末松谦澄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并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都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有关纯文学的论述也走向体系化,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由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著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写在文本周边:《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汉对照本著—编—译副文本模式探究

鉴于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汉英双语版异语写作和文化回译的特质属性,本文从副文本理论出发,重点探析作者梁思成、编者费慰梅及译者梁从诫三方副文本耦合互释关系,揭示副文本在灵活阐解中国古建筑术语及历史文化脉络的译介策略和学术价值,深层洞悉参与该书生产的著—编—译“接力式”副文本共释轨迹,进而为中国古建筑文化外译传播提供一定文本参照。

清浑不著,又不佻薄——张九龄《望月怀远》较杜审言《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之“余味”

夜半望月思怀是许多诗人写诗的主题,但同一主题下不同诗人通过“炼字”、情感表达及诗风的融合,整首诗所呈现出的风采是不同的。本文在此主题下对张九龄《望月怀远》及杜审言《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进行对比,以发现其“清浑不著,又不佻薄”的“余味”。

由“肾著汤”浅析张仲景《金匮要略》治疗思想

《金匮要略》作为张仲景的代表作,是我国现存最早诊治杂病专书,书中通过判断脏腑经络病机并结合四诊八纲进行辨病辨证,奠定了中医辨治杂病的基础,其丰富而灵活的治则治法更是充分体现了张仲景独特的治疗思想,为后世辨证论治杂病提供了典范。“肾著汤”是《金匮要略》中用于治疗寒湿滞着下焦所致“肾著”病的经典名方,方中重用干姜、茯苓(各四两)温中散寒、淡渗利湿,配白术、甘草(各二两)健脾燥湿、缓急止痛,不拘泥于“肾著”之病名强调治肾,而是从“肾著”的病因病机角度出发,通过运用燠土胜湿及因势利导两大祛邪法则,采取温运脾阳、散寒祛湿、健脾和中的治法,从中焦入手治疗下焦病邪,延展了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的学术观念,充分体现了张仲景审证求因、治病求本,顾护中州、重视脾胃,并擅于根据疾病病机辨证论治、因证制宜以祛邪安正的治疗思想,对现代中医临床证机思辨及用药处方都极具指导价值,值得后辈医者在临床实际运用中加以学习与借鉴。

著作方式“著”的来源与确立

“著”本字作“箸”,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书写”“记录”的含义,表示对官方文书、言论事理、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图像的铸刻。在先秦文献中“著”强调的是著述的行为,作为“著”的主体的个人作者处于萌芽状态,其作用与地位尚未得到凸显。至汉代,“箸”隶变为“著”,连接作者与作品,表示作品的创作过程,用来描述对思想学说、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和经典注释的撰作。在汉代的文献记载中形成了包含作者、著作行为和作品的完整叙述模式,在书目著录中出现了表述作者著作方式的规范形式。个人作者在汉代崛起,“著”作为书籍的著作方式得以正式确立。“著”作为著作方式的确立过程,反映了作者身份的变化与著述意识的觉醒。

清代满族著姓翻译中的民族文化融合蠡测

在民族文化融合进程中,满族从东北一隅走向全国,改变了本民族发展格局。明清交际时,满族著姓家族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了译事肇兴,为女真族逐步过渡到满洲民族做出贡献。康雍乾三朝,随着民族间文化认同加深,著姓家族的翻译事功日趋兴盛,满族逐步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同时由于著姓家族地位特殊,其翻译事功一定程度上是清王朝官方文化态度的传递,并在利益博弈中服务于国家治理。满族著姓家族的翻译最终是满族与汉、蒙古、藏、朝鲜等民族乃至西方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叙事。

断代史著的写法与学术史意义——马植杰著《三国史》、何兹全著《三国史》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问世的马植杰著《三国史》与何兹全著《三国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断代史著的重要代表,前者史事更为详实、分析更为细致,不足之处是缺少值得载入学术史的理论发现,而后者的优势则与何兹全支持的“魏晋封建说”有关。两部《三国史》存在的缺憾在于,没有提及学术史、不具备增进具有三国时期特殊时代性问题研究深度的意向与做法。断代史著的学术史意义在于,成就现代史家、指导公众史学、促成断代内部的知识积累、促进历史研究横向与纵向会通之学的发展。三国史研究在建国初直至80年代的专题化、90年代的专著化、新世纪的深研化和公众化,反映出新中国历史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及阶段性特征。

基于数据挖掘探究五部新安医著吐血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通过挖掘五部新安医著治疗吐血的处方用药,探讨吐血辨证用药规律特点,以期为临床吐血的辨证论治提供组方依据和思路。方法通过搜集《临证指南医案》《种福堂公选良方》《孙文垣医案》《赤水玄珠》《不居集》中治疗或记载吐血的中药处方,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其用药规律。结果本研究共收集方剂112首,涉及中药160味。药物出现频次≥20的有13味,甘草、人参、白芍、生地、茯苓、熟地等。药物分类以补虚药、理气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为主。聚类分析结果核心组合为A1:甘草、茯苓、丹皮、生地、人参、白芍;A2:熟地、麦冬、当归;A3:降香、陈皮;A4:白术、大枣;A5:桃仁。结论吐血病机以气虚不摄,血溢脉外;火热熏灼,迫血妄行为主,治疗从补益气血,清火泄热,化瘀止血立法,在用药配伍上多遵循寒温并用,补中有行的原则。

《宋史·艺文志》集部宋人佚著6种考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著作5000余种,流传至今者已不足半数,以集部著作为多。从现存的类书、文集、笔记、方志、书目等文献中勾稽史料,对6部佚著进行简要考述,期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

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最早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著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史著的篇幅,打开了撰写中国文学史著的新格局。敦煌俗文学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内文学史家用翔实的敦煌文献分析了俗文小说兴起的原因,将敦煌变文视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把白话小说的起源时间追溯至五代之前,并根据演进过程将其分为3个支派:完全保存原来面目,一半保存着本来面目,以及采取俗文学的体制而另外创作一种新的作品。海外汉学家同样重视敦煌文献,他们更多地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敦煌俗文学,将其与后世的散文、诗歌和讲唱文学等联系对应起来,以彰显其宝贵的文体学价值,也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敦煌抄本提供了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财富。海内外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敦煌俗文学的书写和论述,提高了其影响力,推动了它的经典化进程。

蒙古—高丽互动中宗王势力的落幕——著古与之死再议

一般认为,1224年蒙古使臣著古与之死是导致蒙古可汗窝阔台1231年发兵攻击高丽的直接原因。但仔细梳理材料,蒙古发兵另有原因。著古与只是蒙古东道宗王斡赤斤的使臣。而以斡赤斤为代表的东道诸王一度与蒙古可汗平行与高丽进行交涉。1231年后,东道诸王的势力开始逐渐退出蒙古—高丽互动,直到忽必烈时代,蒙古可汗完全收归蒙古—高丽关系的主导权。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中的古典小说研究——从《文学大纲》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古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视域之中,并把古典小说分为四期,表现出开阔的文学视野。他把宋代话本小说称为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积极肯定其高超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他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融入西方小说观念,用西方小说标准衡量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古典小说的研究,被同时期的文学史家借鉴和接受,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小说评点中的“穷愁评书”现象

明清时期不少士人因生活贫穷、仕宦困窘而忧愁愤,通过评点小说来谋求生计、发撼愁思,形成小说批评史上的“穷愁评书”现象。“穷愁评书”本质上是“穷愁著书”的变体,评点者出于治生与立言的需要,采用批点、修订等方式,在他人的著述中嫁接、移植自己的思想情感,并通过出售小说评本获取经济利益。由于有着相似的人生体验,“穷愁评书”者更容易走进“穷愁著书”者的内心世界,对作者的思想情感与小说的意蕴内涵作出身临其境般的解读。对“穷愁评书”现象的揭示,有助于将小说评点研究从评点文字、评点本等“物”的视角转向评点者这一“人”的视角,从而关注评点者的生存状态,了解评点者为他人写心、为自己代言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方式。

论魏晋南北朝医家医著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医学特点是许多医家著书立说,尤其是方书大量涌现,学术上能突破传统框架、重视临床实效、注重师承家传。体现魏晋南北朝中医学术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