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于著作权保护以及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意识不断增强,互联网空间为犯罪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也使得该类犯罪的应对措施逐步转移至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因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非复制性侵权、隐蔽性转播等特点,犯罪现场勘查、信息与证据获取的难度不断增加。对此应通过明确“主动战、整体战、协同战”战略,加强信息收集、提升侦查中技术整体化应用、增强侦查协作,形成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新机制。

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

各国立法在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表现、主观特征、处罚等方面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刑法保护著作权上的先进经验和优势对我国现行刑法修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一是应改变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定罪标准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违法复制、销售著作权作品的数量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二是在犯罪成立条件上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只将其作为一项量刑情节;三是在自由刑和财产刑配合适用的基础上,应侧重完善关于罚金的规定。

著作权犯罪被害人研究

在对1387例自然人和591例法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探讨著作权犯罪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特征、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被害人对被害发生的促成性因素、被害人对其自身责任的认知状况、被害人被害之后的权利维护等问题,并从对被害进行控制的角度检讨现行的知识产权政策,力图以被害人为中心构筑控制著作权被害和保护著作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对策体系。

在宽严和轻重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方向

中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有其特点,而这种特点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和刑法制度本身是密切联系的。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决定了刑法入罪门槛的高度,因此若要讨论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入罪门槛的问题,从罪刑均衡和法律内在和谐一致的角度,就必然要考虑该类犯罪的刑罚轻缓以及其他犯罪门槛相应降低等问题。

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要件研究——TRIPS协定和因特网条约的视角

我国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要件存废问题,大致有取消论和保留论的对立。TRIPS协定中"蓄意"规定不应排除成员采取"营利目的"实施方法,"蓄意商业规模"一般可意味着以营利为目的,故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要件与协定具有符合性。基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因特网条约"在我国的适用,"传统——网络二分论"应成为"营利目的"要件在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存废与否的未来走向。

近十年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

加强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是法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通过对2006年到2015年十年来我国法院审理的1891起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的时间、类型、空间、刑罚适用分析发现,当前网络著作权刑事保护面临着运动式执法、地区分布不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重民轻刑"、"重行轻刑"、缓刑适用比例低且随意性较大、罚金刑适用偏执且任意等问题。完善我国的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必须推进刑事立法创新,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完善著作权刑罚体系及严格、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监督机制,使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将打击网络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纳入到正常的制度轨道,在法治框架内稳健而行之有效地进行,这才是网络著作权法治保护的关键所在。

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论我国著作权犯罪的定罪和处罚及其刑法完善

诱于著作权所蕴含的丰富经济价值并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著作权侵权和犯罪逐渐增多,而我国刑法规定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影响了对这类犯罪的有效惩治。有鉴于此,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两种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认定及其处罚进行分析和论述,并剖析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尤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侵犯著作权犯罪之主观要件设置的反思与重构——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之有限扩张

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固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素已很难实现对著作权的充分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之主观要件的设置进行反思,进而提出"传统—网络"二分法,即对传统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要保留营利目的要件,但应取消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目的犯设置,实现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有限扩张,以适应网络技术发展背景下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需。并在扩大犯罪圈的同时,通过完善刑罚体系,以实现刑罚轻缓化。

著作权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多年未改,尤其是217条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差距甚大。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目的多样、后果严重等特征,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引起了很多争议的问题,如行为规定的冲突、目的要件的争议、数额及情节的不当、刑罚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应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激发其创造性,为我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构建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平台。

网络著作权犯罪刑罚威慑效能实证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为背景

以刑罚威慑为理论模型,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适用前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证研究发现,刑罚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际效能不明显,表明修正前的侵犯著作权罪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惩治效果不理想。反思实证结论可知,特殊威慑效能水平有限是刑罚运行中的缺陷与立法规范自身的短路所致,一般威慑效能水平不高是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欠缺所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通过增列犯罪对象、行为类型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弥补了立法漏洞,对实践问题作出了针对性调整。未来要实现严惩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立法目标,应当在司法层面进行调整以强化刑罚威慑。一方面,纠正轻判化的司法偏差,重罪重罚,实现“罪刑相适”;另一方面,加强对刑事判决书的说理,让公众充分参与司法裁判,获得对刑法的认同感。

论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律的完善

中国的法律制度如何与WTO的有关文件"接轨",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分析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律规定与TRIPS协议相一致和不一致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律规定作了初步探讨。

论我国著作权犯罪实体性行刑衔接制度之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组成了我国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著作权法》与《刑法》在客体、行为对象、客观及主观等方面存在实体性衔接缺失的问题,需要通过扩展著作权犯罪的客体、扩充著作权犯罪的行为对象、拓展著作权犯罪规制的行为类型、取消主观方面的"营利目的"等对《著作权法》与《刑法》的实体性衔接进行建构。

网络文化背景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近10年著作权犯罪相关案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著作权犯罪突破传统载体和原始形态的限制,给刑法治理带来不少困难。整理分析我国近10年247个著作权犯罪案例,发现网络文化发展中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制存在保护范围局限、规制手段滞后、刑罚适用混乱、"运动式"司法痕迹明显等问题。顺应网络文化发展,我国有必要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加大治理力度、完善相关刑罚制度、建立刑事司法长效运行机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刑法对著作权犯罪的规制,健全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著作权犯罪的防控模式研究——以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对著作权犯罪采取的是单维度防控模式,即只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行为,不惩治购买。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导致了人们对打击著作权犯罪态度与购买侵权复制品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制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打击困难。建立一种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行为的刑事、行政和民事的立法防控模式,是我国打击著作权犯罪的必然选择。一个立体的著作权犯罪防控模式,一方面应该同时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使得侵权复制品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刑法的规制之下;另一方面应当配合刑法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只有这样,不同的法律之间才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发挥防控著作权犯罪的作用。

海峡两岸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

著作权刑法保护已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而刑事法律中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定明显影响著作权保护力度。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目前都很重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但二者相较,两岸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特点和罪名、犯罪构成、刑事追诉以及刑事处罚上各有千秋。通过比较,大陆应借鉴和吸收台湾地区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先进之处,以便加大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海峡两岸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比较及完善

对侵犯著作权犯罪,海峡两岸刑法在法定刑上都设置了罚金刑和自由刑,还规定对法人犯罪进行处罚。但在立法模式、条文数量、罪名种类、目的犯数量、成立犯罪的要件、罚金刑及自由刑的规定等方面有许多不同。我国大陆刑法将来可以从两方面逐步适当扩大刑法保护著作权的法网,而且,为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紧密衔接,以及使相关犯罪实现罪刑均衡,有必要对有关法条作出修改。我国大陆刑法没有必要建构附属型刑法保护模式,目前关于著作权犯罪的司法解释本质上没有侵入立法领域,也没必要将之上升为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刑法保护著作权的法网过于严密,可以适度非犯罪化,并对相关刑法制度加以改革。

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犯罪定罪标准重构——兼谈关于刑法第217条、第218条的修正意见

互联网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使数字化作品的传播分化出两种流通渠道，即传统的线下流通渠道和网络传输渠道。制售盗版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行为即是现实中典型的通过传统线下流通渠道侵犯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犯罪形式。主要涉嫌的罪名，

关于著作权犯罪立法缺陷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和2007年相继出台了两个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加大了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就著作权犯罪本身而言,现行立法的规定仍有诸多不科学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惩治.通过分析现有著作权犯罪立法在价值取向、立法模式、罪名设置、归责条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以期对进一步完善立法提供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