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编年史”的著述体例及其史学功能——兼论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专题编年体史书,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陈大康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展示出编纂者的一双慧眼、一片深思和一番诚意,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提供了极大的史学功能。

清代乡镇志书的著述体例与编纂模式

清代乡镇志书是重要的地方档案文献。其主要著述体例为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体例特征与选取原则一方面遵循仿效官方史学主导的档案文献编纂体系,同时也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富有鲜明特色。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模式主要表现为创修、续修、独纂、合纂,在志书编纂的先后次序和志书编纂的组织形式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与清代地方基层社会乡绅文士对于修志的支持倡导,以及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子》著述体例及成书形式

汉魏以前,《老子》著述体例及成书形式几经变迁,已经基本定型;魏晋以后,《老子》纳入经注和注疏范畴,其著述体例及成书形式进入"变形期"。总的说,《老子》著述成书之变化,集中表征为三个事项:《老子》的书名题写,从无名到有名,有的题为"道德言",有的题为"道德经",有的题为"老子";《老子》篇章结构,从楚简本的"分组别段",渐进演变到《老子》"分篇定章"结构;《老子》著述性质,历经个人著述、学派撰述、经传及注疏等四度变迁。

当代学术著述体例之“讲学文体”刍议——以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为例

随着近10年来各家出版社"大学讲坛类"丛书的连续出版,"讲学文体"也作为当代一种特殊的著述体例,在文体学领域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作者以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为例,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讲学文体的讲学思路、学者真性情和个人审美趣味、独白式对话体、口语与书面语结合的文体特点,并指出其具有的文体价值和示范意义。

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著述体例考辨

清中叶著名学者杭世骏的《订讹类编》及《续补》,不仅汇集了他多年的读书心得,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其他学者著作中的考证文字,具有丰富的文献学价值。但因杭氏在编纂该书时,《续补》部份的著述体例存在不规范之处,致使有些原本是其他作者著作中的考证文字,被误认为是杭氏本人的读书心得,从而造成研究者的误解,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次研究正欲通过分析《订讹类编》及《续补》的著述体例,揭示致讹之由,从而避免以后的研究产生类似的误解。

论“本事·纪事”类著述的体例

《本事诗》《唐诗纪事》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仿效的著作,形成了一类著述的体例。倘对其著作体式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厘清涉及到的正名、体式、源流、通变等相关问题。

《典论·论文》文本及意义探原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比较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典论》所有佚文,可以推知《典论》的著述体例,以此衡之,《论文》开篇至"而作论文"应为篇序。结合篇序与正文来看,《论文》是围绕评论"七子"的创作展开的,从"文体"与"文气"两方面破除时人对他们的轻视,再通过提升文章的价值来推重他们的作品。

慎待引文中的差错

引文也是著述的一种基本体例,但随着引文的时代、文体、语种等不同,出现的问题也多种多样。相应的,编辑规范自然也要针对这些情况亟待建立。笔者将多年积累的引文中的差错类型及其处理方法整理出来,供同仁参考。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杨丕复:朱熹礼学思想的践行者——杨氏《仪礼经传通解》浅析

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人的礼学研究,通过调整礼经文本的篇章结构次序,按照一种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历代儒家典籍中有关礼制文化的篇章进行了一次新的纂辑与重构实践,达成了一种对礼经的新诠释,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礼学思想体系。受其影响,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一股效仿朱氏、黄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的著述之风,湖南武陵学者杨丕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杨氏的同名之作《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在著书体例上颇多效仿之处,但却具有宏富的治学视野,同时在礼文纂辑重构的处置方式、礼文注释的处置方式、礼器制度的诠释视角等多方面具有独到的治学特色。

王夫之诗学研究的问题及反思

上世纪以来,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不断趋于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其诗学著述疏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不了解其流传和存佚的情况,以致在谈到后世影响时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在利用其诗论文本时,只注重"论"而忽视"选"和"评",无法避免"割裂"式的研究;用普遍性的概念强制阐释其诗学的范畴,忽视了其历史语境;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价值时,缺乏切中肯綮的批评。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皆在于研究者缺乏"了解之同情"。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云龙《定庵题跋》书学价值述略

本文通过对由云龙《定庵题跋》一书著述体例、学术价值的考察分析,揭示了此书的价值与意义。《定庵题跋》一书以证经补史为宗旨,兼论书法,题跋中流露出强烈的经世意识与家国情怀。

试论朱熹《通解》对清代礼经研究的影响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黄榦、杨复等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通过纂辑大量文献材料,借以重构一套新的礼学经传体系的治学方式,在礼学思想的传承与扬弃、著述的编纂体例、礼文分节、礼文取材、注释风格等多个方面,对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仪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催生了'张扬朱学派'这一独特的诠释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