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断裂带的影响——基于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董事会人口统计断裂带理论,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断裂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断裂带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董事会流动率正向调节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断裂带的倒U型关系。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显著增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跨国企业优化内部管理与对外投资决策具有现实启示。

董事会的凸升:新公司法对双治理中心的强化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逐渐展现出其基本格局:股东会作为治理的基础组织,承担消极治理中心,而董事会或党委会以动态方式,通过灵活治理,成为公司治理的动态中心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修改是围绕董事会展开的。一个整体的判断是:新公司法多方面增强董事会治理权能,建构起股东会和董事会并行的治理格局,立法者期冀董事会能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本文在新公司法建构的公司治理架构范围内,以董事会权责变动为基点,通过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治理地位和职权的比较分析,察思我国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之路,其中前者表现为双治理中心,即所有者静态控制(股东会中心主义)和经营者动态控制(董事会中心主义)并行,而后者表现为强化董事会的地位,灵活化董事会的权力,加强董事的责任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外商投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升级:董事会中心主义走向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法律瓶颈及其突破

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外企三法的逐步确立有其历史成因,且利弊参半。就规范属性而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是倡导性规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是效力性规范。《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意味着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复兴。董事会中心主义否定了股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资本多数决规则,不利于充分保护控制股东的合法权利与投资信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不过,存量外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在五年过渡期内面临着转型僵局,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宜细分为四个阶段,并设计相应的规制策略。2024年12月31日是外企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最后时点。若董事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启动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变革。此前,股东也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主权与股东会职权。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与裁判权不失灵。

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之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立足于董事会组成结构,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内部控制水平,共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越大,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便越明显,且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董事会的国际化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相关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条件,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助力企业在全球数字化变革中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再次强调了环境治理的急迫性。想要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加大环保投入之外,更要重视环保投资效率。本文基于失败容忍这一理论视角,以2011~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失败容忍和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即提高董事会失败容忍程度能通过激励管理层达到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效果;内部控制会显著增强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机构投资者关注会削弱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控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机构投资者关注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私营企业和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推进环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断裂带的存在极容易使董事会形成不同的子群体,而子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反向牵制和干扰董事会的监督能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呈倒U形关系,断裂带异常会干扰公司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其次,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的倒U形关系主要源于任务导向断裂带的作用,在企业成熟期更为显著;最后,内部控制能够削弱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弥补董事会子群体间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绿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色创新是解决目前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关系本位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否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发挥治理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包括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双重维度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自利行为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企业内部控制较好、媒体关注度较高、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以及政府环保补助较多的情境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微观运作层面为理解董事会治理和绿色创新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为企业ESG发展提供有利资源并实施有效监督,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区分产权性质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论我国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困境与未来:兼评《公司法》三次修订草案的立法变动

当前,我国《公司法》中董事会定位不明、角色不清,存在三大症结: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受制于股东本位思想而难以行权;董事会的监督权受制于双层监督机制而履职边界模糊;董事的权责体系由于信义义务不清、问责机制不足以至追责困难。对此,需重新配置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三会”权力格局,在扩张董事职权范围的同时,完善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问责机制,加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承担,构建新《公司法》下权责一致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法律框架,回应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

战略型董事会提升公司治理效能

本文提出以“战略治理”为核心,旨在增强战略前瞻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创新推动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绿色治理能力五项能力的战略型董事会,并对现阶段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提出改进建议。

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从双元创新嵌入其间的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出发,系统梳理归纳双元创新和董事会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脉络、理论发现和最新进展,构建“董事会内/外部社会资本-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双元平衡”的理论模型。揭示董事会社会资本作用于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提出董事会内外部社会资本交互整合是实现双元创新的重要组织路径,并从组织禀赋与群体互动过程两个视角识别影响二者间关系的潜在情境因素。

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与企业并购——基于分类-加工理论视角的研究

从董事会子群体特征的视角出发,基于分类-加工理论,选取2008-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关系型群体断裂带与任务型群体断裂带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中关系型群体断裂带越强,企业进行并购的可能性越低;董事会中任务型群体断裂带越强,企业进行并购的可能性越高。(2)董事会中关系型群体断裂带越强,企业取得的并购绩效越差;董事会中任务型群体断裂带越强,企业取得的并购绩效越好。(3)董事会成员的平均任期能够减弱董事会关系型群体断裂带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并购绩效的消极影响,并减弱任务型群体断裂带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4)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弱化董事会关系型群体断裂带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并购绩效的消极影响,增强董事会任务型群体断裂带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中国公司董事会迈入3.0时代

多元功能、多元构成、多元问责,2023年公司法呈现的多元化的董事会制度,以及妥当配置的董事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法。时隔整整30年,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第六次修改、第二次修订后的新公司法。纵览中国公司法30年的发展,董事会制度清晰呈现出了迭代升级的特征。

上市公司董事会征集股东权利的法理证成

修订后的《证券法》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征集人资格。董事会发起的征集,难用委托代理或合同关系解释,使其面临行为失效与责任虚设的理论阐释与规范适用的困境。基于董事会符合征集人设定的基本标准、民事主体制度的开放性可容纳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的制度设计、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的道德风险总体可控等原因,可证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具有正当性。董事会的征集行为可定性为一种公司治理行为,其征集责任可通过异议董事免责、独立董事决议资格排除等设计衔接《公司法》与《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断裂带与企业ESG表现:促进还是抑制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由于董事会内部特征多样化形成的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会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会断裂带通过代理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等途径影响企业ESG表现。分组检验结果显示,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具有深层董事会断裂带的企业、国有企业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该结论支持了董事会断裂带对提升上市公司ESG表现的积极作用,也为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功能、提升上市公司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董事会断裂带、外部治理环境与薪酬差距

董事会断裂带是董事会内部的重要特征,本文从董事会断裂带监督视角出发,选取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断裂带可以降低高管薪酬差距。这说明董事会断裂带能够发挥监督作用,抑制高管过度获取超额薪酬。考察外部治理环境发现,更高的媒体关注程度强化了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外部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发现市场化进程更高时,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薪酬差距的提升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