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兼任：声誉抑或忙碌--基于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债券市场中发债上市公司2010~2013年数据,通过检验独立董事兼任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兼任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了独立董事兼任的质量假说与忙碌假说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存在性。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兼任席位越多,独立董事监督效率越低。总体上来看,债券市场中独立董事兼任的忙碌假说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随着独立董事兼任数量的增加,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将增大。进一步从公司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行检验后,发现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和增加独立董事薪酬,减弱了独立董事兼任的忙碌假说效应,即降低了企业债券融资成本。

CFO兼任董事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董事会对内部财务专家需求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4—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董事会对内部财务专家需求的视角,探讨了CFO兼任董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司本年融资需求越高或上年业绩表现越差,董事会对公司财务管理越重视,从而CFO兼任董事的概率越大;当董事会成员CEO缺少财务背景时,CFO兼任董事的概率将增大;公司所处行业异质性越高或竞争度越低,董事会外部财务专家的可用性越差,从而CFO兼任董事的概率越大;公司所在地金融机构越集中,董事会外部财务专家的可得性越高,从而CFO兼任董事的概率越小。

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高管激励的视角

以2007—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实施股权激励、高管薪酬差距较大的情景下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符合“代理成本假说”,即在代理成本较高、董事会监督绩效较差的企业中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治理结构层面提供了企业组织结构安排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与经理兼任现象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事—经理兼任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了吗?

本文以2008—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董事—经理兼任这一独特视角,对董事会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董事—经理兼任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而且董事—经理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过度投资。不同的产权结构中,董事—经理兼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一致,在国有产权中,董事—经理兼任降低投资效率的情况有所缓解。

董事会兼任经理层、审计需求与审计意见——从第一类代理成本角度

随着董事会兼任经理层的比例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层面逐年攀升,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逐渐凸显,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兼任经理比例与审计师选择、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兼任比例与代理成本、高质量审计需求成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能够识别审计师的质量,对本土大所的品牌认同度不高;其次,我国整个审计市场的质量偏低,还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尤其是本土大所可能存在与经理层合谋行为,出具有利于经理层的审计意见欺骗外部投资者。

独立董事多重兼任能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吗?

近年来我国独立董事兼任现象日益普遍,为考察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独立董事多重兼任行为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的影响并探寻其背后的影响路径,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独立董事多重兼任行为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以及独立董事平均年龄较大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聘请多重兼任的独立董事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资源效应、抑制管理层短视现象发挥治理效应、自身多元化经历发挥综合效应等三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本研究有助于打开多重兼任独董是否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黑匣,从企业创新视角透视出其内在逻辑,从个体层面提升企业在创新市场的竞争力,并为推进创新型企业、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经验参考。

CFO兼任董事与公司盈余质量

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的视角,利用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CFO兼任董事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CFO不兼任董事的企业,CFO兼任董事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向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且上述关系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的研究中,以CFO是否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作为工具变量,证实研究结果是稳健的;同时发现业绩压力在CFO兼任董事与向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支持了本文的理论研究逻辑。拓展研究发现,高比例的独立董事对非国有企业CFO董事导致的向上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此研究为我国CFO及董事会治理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董事与经理兼任抑制了企业创新水平吗?

对董事与经理兼任现象的研究是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水平;然而控股股东的治理效应以及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加剧了董事与经理兼任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与经理兼任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支出导致创新水平的下降,剩余的资金被留存在企业内部。本文不仅从治理结构层面提供了关于公司组织结构安排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新证据,同时对于理解上市公司董事与经理兼任现象的经济后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CEO兼任董事会秘书真的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基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分析

董事会秘书是连接外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纽带,是公司治理的“守门人”,但在公司实际运营中,董事会秘书权力不足,工作独立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形时有发生。那么,CEO兼任董事会秘书能否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改善公司治理?本文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CEO兼任董事会秘书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兼任董事会秘书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通过区分违规类型,我们发现,CEO兼任董事会秘书,显著诱发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发生,但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所处环境差异会影响CEO兼任董事会秘书对公司违规的激励效应,即当预期违规收益更大、违规难度更低时,CEO兼任董事会秘书,会提高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尤其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

CFO兼任董事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2008年至2012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构建的我国上市公司内控指数,实证检验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CFO兼任董事能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且CFO兼任董事能够有效抑制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兼任董事的CFO性别、教育水平、薪酬水平均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兼职数量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负相关,年龄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和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财务总监兼任董事会秘书探讨

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董事会秘书是公司对外发言人、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定联系人和各利益相关方间的协调人,对公司运营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重要作用。而财务总监作为公司财务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对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融资效率、完善企业价值管理有着重大意义。

连锁董事对金融业上市公司价值影响分析

文章以中西方连锁董事实践及相关理论为背景,结合我国连锁董事现实情况分析连锁董事对金融业上市公司价值影响,通过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回归分析的方法,以2008—2010年上市金融行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连锁董事数量、连锁董事兼任数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董事数量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连锁董事兼任数量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连锁董事数量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U型关系。

经理的扩权现实与公司法因应

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新《公司法》显示出立法者弱化经理职权的倾向,然而,经理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则呈现出明显的权力扩张现象。这种现象与美国“经理中心主义”的背景存在不同,在我国具有特殊成因。基于产权划分的治理模式深刻影响到现代经理的权威塑造,“谁投资谁所有”的内在逻辑形成了经理扩权的外在表象,而《公司法》事实上赋予了经理作为公司信息汇集节点的地位,变相地推动了经理扩权。在此背景下,应当正视经理权力扩张对公司治理造成的潜在风险,并对其采取妥当的规制立场。新《公司法》对于经理职权和地位的规范无助于消弭风险,强制性的安排难以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的多元现实,因而需要对经理扩权的现象采取特殊监管措施。对此,域外主要采用两种类型的规制方法。显性方法是约束董事长兼任经理的现象,缓和公司内过高的权力集中度。但这种方法过于刚性,难以适应复杂的公司实践。隐性方法是细化经理的信义义务,通过报告义务、服从指示和勤勉义务等内容的具体配置,使经理处于董事会的领导下。该方法旨在解决董事会与经理的代理成本问题,更为灵活、具有适应性,适宜我国采纳。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联性--基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分析

家族企业因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导致其代理问题与非家族企业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以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分别分析两权分离程度、家族企业有否接班压力以及独立董事兼任比例对我国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两权分离程度愈大,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愈低,此结果与预期不一致。但是,家族企业有否接班压力及独立董事兼任比例对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独董兼职几家上市公司最优?

独董兼职本身是市场对独董职业能力认同的体现,兼职独董持续增加的现象是优秀独董“能者多劳”、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的理性选择。同时,兼职公司数量过多和公司之间地理距离过大会造成独董过于忙碌而“疲于奔命”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独立董事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职务。

董事多重兼任对创业企业IPO绩效的影响——从提供合法性到缓解资源依赖

创业型IPO企业缺乏被认可的合法性和发展所需的资源,而IPO企业董事会中普遍存在的董事多重兼任作为董事会声誉和能力的标志,能为企业提供合法性的背书并缓解资源依赖。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不同类型的董事兼任对创业板IPO企业发行抑价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对董事兼任的"信号价值"和"实质价值"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发现,外来的独立董事所具有的多重兼任成为IPO企业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信号,无论其在上市或非上市公司的兼任都有助于降低发行抑价,而内部董事的兼任没有此作用。董事的多重兼任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资源和帮助,无论独立董事还是内部董事的兼任,都有助于提高企业上市后的财务绩效,但这种价值仅限于有较高可利用性的在非上市公司的董事兼任。所以,不同类型的董事兼任具有不同的资本和价值,董事兼任的微观特点会影响"董事兼任资本"转化为企业资本的有效性。企业在不同情境下对董事会资本的不同需求,使得对董事兼任的认知评价(信号价值)与其实际作用(实质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IPO市场更看重兼任背后的社会声誉,而董事因兼任积累的实务能力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更加重要。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CEO在非上市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为切入点,本文分析控股股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提高企业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降低员工薪酬—业绩敏感度,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和谐目标”假说,即纵向兼任增强了非上市控股股东的干预程度,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员工和谐目标,进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就监管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需要同时进行非上市国有股东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CFO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CFO地位不断提高。从CFO特征、CEO vs CFO、CFO兼任公司董事以及CFO变更四个方面来对CFO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回顾,以期对日后CFO相关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