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认识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这一行为,切实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非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视角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加剧第一类代理冲突,进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非数字化转型期、外部审计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时,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会计信息质量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独立董事提前辞职

文章以201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独立董事提前辞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独立董事提前辞职产生促进作用。(2)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通过降低独立董事薪酬水平和更多的信息披露违规导致独立董事选择提前辞职。(3)区分公司结构是单个大股东还是多个大股东,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独立董事提前辞职的促进作用在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更加显著。结论对规范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行为和抑制独立董事提前辞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规范公司内部信息披露和独立董事薪酬制定标准提供了新思路。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公司控制

近年来,发生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血洗”南玻A董事会等事件,使本文近距离地观察到实际控制人如何利用超额委派董事的方式来影响董事会决策,进而获得超级控制权。本文实证考察了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传统控制权实现形式的作用关系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与金字塔控股结构、委派董事长等方式类似,超额委派董事同样是实际控制人获得控制权的重要形式,共同帮助实际控制人在持股比例较低时加强对公司的控制。同时,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越多,其以关联交易方式进行的隧道挖掘行为越严重,企业经济绩效表现也越差。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不仅影响董事会的稳定性,也严重干扰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因而合理设置实际控制人委派董事的上限以保证其承担责任与拥有的控制权相匹配,应当成为公司治理实践未来重要的政策取向。本文不仅构成对相关文献的补充,对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也具有重要实践指导价值和政策含义。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短视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上市公司深化对超额委派董事的理解,为公司合理安排董事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参考。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企创新投入

提升国企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国企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文章利用2013—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在国企混改的背景下,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企创新投入的关系、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可以显著提高国企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企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地方国企、高科技国企和市场化较高地区的国企更加显著。研究印证了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深度参与国企治理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促进国企创新投入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为混改国企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双刃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子公司数据,探究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程度与子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子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小、董事会互动强度较高以及子公司其他董事社会资本较低的样本中,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信息沟通效应对子公司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股权属性、多个大股东会强化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积极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为母子公司情境下提高子公司投资决策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理论借鉴。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收费视角

实际控制人超额占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席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审计收费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以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公司审计费用,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是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渠道;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实际控制人通过超额占有董事会成员席位获得超额控制权,对公司管理层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

公司章程中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与控股股东掏空

董事提名权条款作为反收购条款之一,修订该条款不仅会影响外部控制权市场治理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影响内部董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本文运用2009~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是否为控股股东掏空的手段,并分别从内外部治理机制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提名董事持股比例促使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比例加大、控制权转移风险降低,从而诱发了关联交易形式的控股股东掏空。拓展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及两权分离度较高时提高提名董事所需持股比例会导致更严重的控股股东掏空;设置董事提名权持股时间限制条款会进一步加剧掏空效应;提升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则会缓解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导致的掏空效应。

股权制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绩效

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往学者仅仅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两者关系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因此,引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这一概念,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是有效提高国企治理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情况,以此检验其对国企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仅仅委派董事并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在超额委派董事的情况下(即控制权大于股权)才会与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正向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在于提升了国有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激发了国有企业创新活力。该研究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了新思路,对促进不同所有制之间资本交叉和相互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分析发现:机制上,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股权激励两种路径,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经济后果上,国企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公益类企业,商业类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时,创新投入的效果更为显著。

实控人为何喜欢超额委派董事?

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经济后果来看,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越多,则其以关联交易方式进行的“隧道挖掘”行为越严重,企业绩效表现也越差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非独立董事由大股东或重要股东提名委派。由于对委派董事比例并无明确限制,为了加强对公司重要决策的影响力,实际控制人往往倾向于委派非独立董事的比例远超其持股比例。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作用

本文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短视的视角研究其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开发式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抑制作用,该影响在中央企业、公益类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制度环境发达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第二,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利于缓解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短视倾向,弱化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但其对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第三,经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升股权激励水平影响双元创新,而通过提升短期投资水平抑制探索式创新。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能切实提高公司价值吗——基于中国联通混改案例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其目的是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仅仅降低国有股比例是无法改善公司治理的,所以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文章选取中国联通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中公司治理层面的设计,并对两种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是两种方案的差异所在,并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视角特别对“超额委派董事”现象进行解释,最后通过市场反应加以对比论证。研究发现,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是更深层次的股权制衡,能更好地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价值。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文章以2009~2015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委派董事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降低了中小股东对其的制衡水平,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以及审计质量低的企业中,其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对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发展,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监管及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善待员工吗?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ESG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