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的实证考察与制度重塑

现有法律规则将“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仅限定于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和监督资本真实义务两类情形下的七种具体事由。在有限的诉讼依据下,公司债权人起诉董事的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十分有限。董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既包括以消极作为表现的逃避(怠于履行)义务行为,也包括以积极作为表现的不当交易行为,其实质皆在于不当减损公司清偿能力。我国应以状态(公司事实破产)和行为(董事不当减损公司清偿能力的行为)共同作为公司债权人向董事追究个人责任的适用条件。

公司法修订草案中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的学理考察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90条规定了董事因职务行为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般性条款,但该条的学理依据和董事的具体责任形式仍有待明晰。在传统的私法理论下,无论是以债权关系还是以侵权关系的视角都无法为第190条提供一般性的学理依据。在组织法的理论下,法定责任说主张基于“赔偿债权人”和“惩戒董事”的法律政策目的董事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有效性”和“平衡论”是类型化法定责任情形的主要依据。信义义务的扩张说认为当董事的职务行为导致公司无法完全清偿债权时,董事对于公司的信义义务传递到债权人身上,此时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信义义务的扩张说应当成为法定责任说的补充依据,在法定责任说下,董事应当根据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的不同情形对债权人承担不同的责任形式。在立法上可以适度限制董事的赔偿责任。

组织法与行为法逻辑兼容下公司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释论——兼评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法人机关理论并不排斥董事对债权人独立承担责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教义学重点应当转向涉董事个人责任的条文关系处理与组织法逻辑揭示上。传统行为法逻辑中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特殊侵权责任说、代位权理论均不能充分关照公司权力结构与信义义务等组织法逻辑。在组织法逻辑下,公司内部权力结构使董事因股东会决议而享有免责或减责抗辩权,且对于公司控制程度不同的董事应当存在梯度化的责任设计。在公司正常经营中,信义义务通过转介机制将董事承担责任的行为样态限定为职务懈怠行为,将损害类型限定为间接损害。在临近破产时,董事因信义义务对象的变化而负担有申请破产、防止不当交易、积极拯救公司等特殊义务样态。而行为法的逻辑受制于因果关系与加害行为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仅在部分情形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构成请求权竞合而发挥债权人救济作用。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评述《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

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加重了董事责任以督促董事勤勉尽责,规定了董事对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通常认为董事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无需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因此该草案一经发布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学界也引发巨大争议,确有必要对该条文进行解释,厘清《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规定的董事赔偿责任。为推进商事法律体系的完善,从不同的学术观点出发,在明确确立董事赔偿责任的必要性以及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董事在公司不同场景下的具体法律义务,严格限制董事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场景,明确董事赔偿责任的责任形式,以期实现价值平衡,助推《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顺利实施。

论催缴义务下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责任的规范构造

资本认缴制虽鼓励了创业,但同时也增大了公司债权人的风险。2023《公司法》首次规定了董事催缴义务,令董事负担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然而条文仅仅规定怠于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须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需要对公司债权人承责尚不明确。本文认为基于保护债权人理念,令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责具备正当性,且存在规范基础。其责任性质应当属于一种不作为侵权。其责任具体构成应当符合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损害、过错要件。责任形式应当采相应的补充责任。

股东对债权人直接承担出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之误区与新《公司法》之否弃

司法解释确立了股东向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的规范模式。此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不明,如果是以代位权为据,则表明此类规定既不必要也不准确;如果是以第三人侵害债权为据,则显属错误。实践中,直接责任模式容易造成个别清偿,且效率不彰。新《公司法》未采纳直接责任模式,不存在法律漏洞。否定直接责任模式,回归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般规则,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不影响对债权人的激励。突破法律逻辑创设直接责任模式,不仅于外在形式上有损法律体系的融贯与协调,而且于内在价值上造成利益失衡,得不偿失。同时,一般法在公司法领域的适用有其限度,需充分尊重公司法的规定及其内在逻辑。新《公司法》第54条关于债权人特别权利和“入库规则”的规定,已排除民法上代位权效果和执行法上债权执行制度的适用。股东及公司管理者有关出资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债权人有权请求其向公司履行和承担。

认缴制下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中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都存在广泛争议,无论是从公司法资本维持角度,或是侵权损害赔偿角度,或是担保法合同法的民法介入角度,都体现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精神。现行制度将其规定为补充责任,也是一种公司股东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平衡的选择。但是,公司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细胞,同样需要积极地促进发展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司出资的不同阶段、不同出资财产和不同债权人类型,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和区分。

论出资瑕疵情形下董事对债权人责任

2023年《公司法》修订通过构建董事内部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与对外部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双层递进结构,在体系上完成了出资瑕疵之际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在学理上,从行为法进路分析,使用代位权可合逻辑地解释公司债权人对董事的请求权。组织法分析中,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呈现出“董事-董事会-公司”的三层构造,出资瑕疵时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在适用中面临诸多考验。观察已有司法实践,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适用效果并不明显。秉持组织法分析路径,董事对债权人责任须采限缩解释。

论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之优化——基于260家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

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结果,径直认定独立董事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虚假陈述损害后果过分高于独立董事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尚无适当的责任减免规则。原因在于,现有规则错误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全能型董事”。基于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塑造“监督型独立董事”,并构建与监督角色相契合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则。在责任认定上,以勤勉义务为基础差异化判断独立董事损害行为,科学计算虚假陈述损害后果,采“相当性”原则认定独立董事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并优化无过错抗辩事由。在责任承担上,强制上市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险,使其覆盖独立董事轻微过错时的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错时应承担“差额倍数上限”赔偿责任;而在独立董事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时不能享受责任减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影响投资者信心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将是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工作的主基调。本文以2004—2022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下称“董责险”)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能显著提高其投资者信心,该结论经过替换核心变量、PSM等检验后仍保持稳健。通过作用路径分析,我们发现董责险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从而提高投资者信心。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或股价风险较高的企业,董责险对其投资者信心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拓展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董责险有利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高。本文的结论为上市公司加强投资者保护、提振投资者信心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层在活跃资本市场、增强投资者信任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新公司法下,董事尤需注意的“违信责任”

新公司法弘扬企业家精神,理应站在企业家角度为进取者开辟道路、保驾护航;同时,立法强化董事对公司的义务与责任,无疑加大了董事锐意进取履职时的成本与风险。对此,厘清董事违信责任的规范构成,可为董事自我警醒提供范式;对董事违信责任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归纳整合.

董事在公司财务困境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

如何将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嵌入公司法制度体系是当前我国商事立法改革面临的一项紧迫性技术难题。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与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均未直接确立这一制度,而是以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方式来推进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其实质是对信义义务的一种“隐性嵌入模式”,尽管可以为债权人追究董事赔偿责任提供支持,但是其逻辑完备性明显欠缺,因而可能会削弱其对董事资本弱化机会主义行为的阻吓作用,妨碍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有效实现,因为义务是责任的先决性条件。所以,有必要转换立法思路,以“直接嵌入模式”替代“隐性嵌入模式”,即以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为前提,在公司法中直接确立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具体包括谨慎进行经营决策、不得进行偏颇清偿、禁止损害公司资产、保障公司资产充实以及提起破产申请程序等相关义务。同时,为了降低董事合规成本,还应引入经营判断规则作为其信义义务的履行标准,如果违反这一规则,债权人可对其提起直接诉讼,追究其民事责任。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了管理者保护债权人利益吗?——来自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限制性契约条款数据,考察了董责险对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董责险的购买显著降低了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的数量,并且主要作用于限制投资类条款和偿付保障类条款,对期权契约类条款和限制资产转移类条款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公司购买董责险促使债券信用利差明显下降。作用机理检验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公司,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经业绩调整后的非预期盈余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均显著更低。结论表明,董责险的引入改善了公司治理,使得管理者在与债券投资者的契约谈判中得以运用更少的债券限制性条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债券信用评级高、“四大”审计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本文为理解董责险如何影响管理者行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并揭示了董责险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效应。

论公司侵权中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公司因具备侵权行为能力而对外承担责任,但对于在公司侵权中董事因执行职务而是否需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要更多地从组织法的角度来考量。对于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应具体从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和主观要件来进行分析,并对赔偿责任形式进行深入探讨。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害,也包括间接损害;具体赔偿责任承担方式应先由公司承担,董事在公司不足以偿付的范围内直接对第三人予以赔偿。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解释路径及规范衔接——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为中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存在多重解释路径。因此,在效力范围上,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法人机关理论、代表理论、代理理论存在冲突,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信义义务理论、债权相对性理论、侵权客体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基于董事职务行为所生损害的现实与上述理论的预设存在差异,上述两种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现行理论体系均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第191条既适用于直接损害场景,也适用于间接损害场景。就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力而言,直接损害场景应采用侵权责任范式和连带责任模式,间接损害场景可将违信责任范式与补充责任模式相结合。此外,第191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衔接也存在问题,适用时应结合关联责任规定进行具体分析。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

上市企业管理层与治理层的代理问题一直深受国内外重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化解代理问题的重要举措,逐渐得到上市企业的认可。随着资本市场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受到更严监管,上市公司与公民的经济纠纷逐渐增加。因此,保险公司推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第三方机构进入到上市企业治理体系中,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对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行约束。

破产公司董事对债权人之个人民事赔偿责任——新《企业破产法》及英美相关法律制度评析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填补了我国“市场退出法”的空白。该项法律通过强化破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责任,规范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诚信勤勉义务,增进企业信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论上市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连带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是否应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在我国还有争议。无论从公司的历史发展、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平衡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各国公司立法的实践以及我国公司立法的过程来看,我国都有进一步明确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必要。明确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连带责任,有利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我国新《公司法》在许多制度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关于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却付诸阙如。学界多数认为在董事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时,董事应与公司一起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明确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有利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

试析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董事对债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我国1994年的《公司法》对这一制度却没有规定,这一缺憾给我国公司制度的改革和良性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立法的缺憾,既是因为对现实问题认识不足,也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理论上认识的模糊不清。本文对这一制度从实践需要和理论根据两个角度进行论证,证明董事对债权人的法律责任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