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探析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成为重中之重。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往往会给公众造成巨大损失,而董事往往实际掌控公司运营和重大事项决策权,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应当建立董事在环境污染事故中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的制度。这种特别法定责任“回应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客观需要”[1],通过约束董事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承担直接责任不仅是法律发展完善的应然趋势,是公司所承载的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平衡董事权责的实际需求。当然,在重新定义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董事的权益,以免董事因担负过重的责任而怠于行使职权。在董事承担环境污染事故侵权责任完善路径的选择上,应当构建由外及内的董事责任保险适用制度和由里及外的董事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制度。

论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之优化——基于260家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

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结果,径直认定独立董事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虚假陈述损害后果过分高于独立董事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尚无适当的责任减免规则。原因在于,现有规则错误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全能型董事”。基于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塑造“监督型独立董事”,并构建与监督角色相契合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则。在责任认定上,以勤勉义务为基础差异化判断独立董事损害行为,科学计算虚假陈述损害后果,采“相当性”原则认定独立董事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并优化无过错抗辩事由。在责任承担上,强制上市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险,使其覆盖独立董事轻微过错时的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错时应承担“差额倍数上限”赔偿责任;而在独立董事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时不能享受责任减免。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

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反思与制度完善

当前配套机制缺失现实下,独立董事承担连带责任与其职责义务并不匹配,也背离民事责任的调整目的。基于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难题,根据责任义务匹配、风险收益平衡的逻辑思路,应当建立独立董事主体差异化的宏观责任区分框架与类型化的微观责任认定框架,健全股东大会决议与商业判断规则保护、责任保险与限额赔偿兜底的双层责任限制路径,构建科学合理的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平衡体系。

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

责权利一致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基础,也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之初缺乏清晰定位,导致实践中独立董事法律责任界限模糊,进而引发认识上的分歧。从《公司法》《证券法》相关条款来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通过区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身份而课予差别的法律责任在证券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不鲜见。因此,立足独立董事担责的法理基础,从独立董事主要参与公司治理而非公司经营这一逻辑出发,结合我国《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及《公司法》发展的最新材料,从价值、规范和实践层面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的法理、依据及其适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而且还有利于激发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积极性,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董事高管责任险、独立董事履职水平与企业多元化战略--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旨在帮助决策者规避部分履职风险,提升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董责险、独立董事履职水平与企业多元化战略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购买董责险有助于促进其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提高企业多元化水平。同时,企业购买董责险还能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水平,而独立董事履职水平在企业购买董责险进而提升企业多元化战略水平的进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因此,应促进董责险在国内的推广,适当鼓励相关企业购买董责险;完善独立董事选用、激励和约束机制,以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提高其履职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同时,企业要完善治理结构,发挥独立董事的重要作用,加强内外部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规范结构及限缩适用

新《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责任证成、责任性质、模式选择以及责任范围上仍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责任证成上区分外部证成和内部证成,外部证成包括法人拟制说和董事职务行为的双重性。通过借鉴德国法上“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法理念,将董事对债权人延伸的信义义务作为解释“保护他人法律”的依据,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界定为债权侵权责任,由此实现责任的内部证成。适用模式上采“董事直接责任模式”,除主观要件外,还应引入公司经营状态作为考察因素。当公司能够对第三人债务足额清偿下,无论董事是否对第三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都应当由公司承担第一顺位责任。公司承担责任后是否依据新《公司法》第11条对董事内部追责属于内部治理事项。在公司无法对第三人债务足额清偿下,若董事满足主观要件,由董事在公司承担不能的范围外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和个人责任。该责任系侵权责任,应类推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此时公司与董事之间成立不真正连带责任。

论公司侵权中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公司因具备侵权行为能力而对外承担责任,但对于在公司侵权中董事因执行职务而是否需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要更多地从组织法的角度来考量。对于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应具体从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和主观要件来进行分析,并对赔偿责任形式进行深入探讨。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范围既包括直接损害,也包括间接损害;具体赔偿责任承担方式应先由公司承担,董事在公司不足以偿付的范围内直接对第三人予以赔偿。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解释路径及规范衔接——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为中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存在多重解释路径。因此,在效力范围上,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法人机关理论、代表理论、代理理论存在冲突,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信义义务理论、债权相对性理论、侵权客体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基于董事职务行为所生损害的现实与上述理论的预设存在差异,上述两种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现行理论体系均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第191条既适用于直接损害场景,也适用于间接损害场景。就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力而言,直接损害场景应采用侵权责任范式和连带责任模式,间接损害场景可将违信责任范式与补充责任模式相结合。此外,第191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衔接也存在问题,适用时应结合关联责任规定进行具体分析。

论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困境及建议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作为董事责任险的一种,应与普通董事责任险相区分,独立董事在责任承担上也不宜与内部董事一概而论,独立董事重在制衡,平衡大小股东;而内部董事则是管理公司日常事务,重在决策。独立董事作为大股东选任的兼职者参与公司决策,存在着诸多先天性障碍,在确定承保范围及除外责任时需要比照董事责任险的相关规定,在董事注意义务标准上也应有所区分。实务中,因公司事务导致独立董事声誉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设立声誉险与精神损害赔偿,全力维护独立董事的人力资本价值,规避职业风险。只有保持独立董事的风险与收益对等,给独立董事“自我保护”与“独立”的机会,才能发挥出独立董事制度的真正作用。

论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限缩与减免机制

《公司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该责任制度具有平衡董事、公司和第三人(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和完善公司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体系的制度功能,使董事权责匹配。但在具体规则和标准未明,且缺乏配套免责机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董事的寒蝉效应,故而应限缩适用,如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准确限定“重大过失”、建立区别化的追责机制。构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减免机制,则可从异议豁免、合规豁免,以及引进商业判断规则等方面入手。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十大悖论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设计一直没有考虑到独立董事的特殊性,而是将独立董事混同于其他普通董事,要求独立董事全面履行决策、监督和咨询职权,导致制度安排存在难以克服的十大悖论,包括设立悖论、选任悖论、决策悖论、表决悖论、监督悖论、咨询悖论、薪酬悖论、激励悖论、考评悖论、责任悖论。若将独立董事区别于其他普通董事,定位为只履行有限决策、有限监督和有限咨询职权,并只承担有限责任的特殊董事,则两难困境可迎刃而解。

论监督者定位下我国独立董事的民事责任

康美药业案引发了独立董事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与程度的争议。证券集团诉讼中过重的责任超越了独立董事的承受能力,背离了民事责任的调整目标。合理认定我国独立董事的民事责任,须建立在明确独立董事以监督为中心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在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归责中,应以勤勉义务为重心,综合衡量独立董事是否具备违法性要件,宽容认定其主观过错,避免独立董事与“看门人”民事责任的混淆。为确保将独立董事最终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框定在合理限度之内,有必要构建公司豁免责任与承诺补偿、商业保险机制与限额赔偿相互配合的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舒缓制度体系。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独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探析

英美法系在判例法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独立董事在一定条件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并没有规定独立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而作为一项制度,不仅要赋予制度的执行者一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作为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由此,通过对英美法系独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介绍,从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来构建我国独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以使正处于制度移植和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契合的独立董事制度得到健康的发展。

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重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2款后半段,如果当事人向第三人提出责任主张,法院可以直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责任”是一个抽象的民法概念,不能代替诉讼请求,就其性质而言,无论“义务说”还是“后果说”都无法解释其与判决的对应关系。民诉法对“责任”的引用,是第三人实务操作不规范的根源,这种不规范体现在当事人不当地处分权利,法院违反辩论原则对第三人作出判决。驱逐“责任”概念后,可以发现,第59条第2款后半段第三人无法类型化,因为这不是一类第三人,而仅仅是一个特殊的诉讼阶段,其特殊性在于第三人诉讼地位的双重性。一个诉讼主体同时是第三人和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在于第三人之诉的独立性。

论独立董事民事责任认定——以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案为例

独立董事制度是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保障。康美药业案暴露出当前立法对独立董事职能规定不具体以及履职标准不明确的问题,造成独立董事在身份上与内部董事同样承担着过重的民事责任;同时,我国司法对独立董事的民事责任认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依赖行政责任的问题,导致独立董事在民事责任承担的法理上模糊不清。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应在勤勉尽责和审慎注意标准上更加明确,责任认定上贯彻合比例理念,力求既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又能为独立董事正常履职提供稳定职业期待,从而更好推动公司治理。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现状研究及设计建议

独立董事制度自从引入我国以来,弥补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固有的空缺,在为公司提供决策、信息监督、绩效评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独立董事因不履行自身职责而被视为与执行董事一样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引起学界对其责任限制问题的反思。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有的见解。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责任重构研究

文章研究了我国独立董事有限责任重构的原则与建议。结果发现,独立董事责任有限性的原因是缺少专门的法律规范、本身的信息来源有限、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专业知识不足、责任与权益不相符等;原则包括督促独立董事勤勉履行职责、督促独立董事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促进独立董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建议包括完善独立董事有限责任的标准以及建立独立董事责任免除机制。该结论为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提供了思路。

独立董事责任体系的省思与重塑--以责任限制为中心

进入强责任时代,独立董事权责失衡引发了对独立董事责任体系的正当性反思。目前,独立董事制度存在内部逻辑错位、职责涵射过大、义务认定标准不清、责任救济机制缺失等问题。健全的独立董事责任体系不仅应从正面聚焦责任、强化问题,还应从反面关注责任的限制与免除。应以“强监督性、弱管理性、高专业性”为原则,明确独立董事信义义务的认定标准和责任限度。在构建限制机制时,应采用立法与公司章程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我国独立董事责任进行事前限制和免除,辅以董事责任保险和董事补偿制度等事后保障机制,实现完整的独立董事责任体系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