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投资偏好——来自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行为及程度与企业长期投资强度正相关、与企业短期投资强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家族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才具有上述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有助于提升长期投资强度及降低短期投资强度,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水平。本文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相关研究,也对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投资偏好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对家族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0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战略变革显著负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风险承担两条路径抑制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抑制作用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对家族企业从公司治理层面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董事席位配置偏好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利他主义行为的视角探究了家族董事席位配置偏好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配置程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高,主要表现为抑制过度投资而非缓解投资不足,但家族董事席位配置不足程度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不会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两权分离度较高或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配置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机制探讨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配置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家族企业通过降低非家族董事投具"非赞成票"的倾向、减少控股家族的占款行为等途径来缓解代理冲突,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考虑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名额所导致的非整数家族董事席位配置偏好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影响、重新度量变量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本文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家族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为家族企业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或者机构持股比例均会降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控股家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家族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家族所有权监督、董事席位控制与会计稳健性

文章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非CEO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和董事席位控制比例的上升,家族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下降,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创业者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2)与非创业型家族企业相比,创业型家族企业更偏好于通过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机制来提高会计稳健性。文章为理解家族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代际传承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代际传承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二代接班准备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会显著增加,但二代接班上位后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则会明显降低;同时,二代海归背景不仅强化了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正向影响,也削弱了二代接班上位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负向影响,而二代介入时长则会降低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构建能力权威"和"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是代际传承影响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重要机制;并且,二代接班自治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此外,超额家族董事席位是导致代际传承中企业绩效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形成动因,也丰富了代际传承的相关研究。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董事会席位对风投机构投融资的影响

利用CSMAR数据库和私募通数据库,搜集2009—2016年A股上市企业董事会数据和风投机构投融资数据,分析风投机构占据上市企业董事会席位对自身投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占据上市企业董事会席位能提升风投机构的融资金额和融资次数;②占据上市企业董事会席位能提升风投机构投资早期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比例;③风投机构市场地位负向调节董事会席位对风投机构投融资的影响。

董事声誉、繁忙董事会与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披露质量对缓解代理成本起着重要影响。以2007—2010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会多席位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相比无多席位董事的公司,存在多席位董事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繁忙董事会的存在并未削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多席位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特征不明显,说明我国董事会多席位状况尚处于二次曲线的递增区间内。

多席位独立董事的精力分配与治理效应——基于声誉与距离的角度

以沪、深两市2002年至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探讨了多席位独立董事在不同公司的精力分配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时任职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精力分配上存在偏好,独立董事对声誉相对高、空间距离相对近、交通时间成本相对低的公司投入了更多精力。(2)当任职公司距离较远时,独立董事差别化对待不同声誉公司的现象更明显。(3)多席位独立董事也更可能在任期未满时由于会计业绩恶化而离开声誉相对低、距离相对远的公司。(4)独立董事投入精力的不同会带来治理绩效差异。本文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多席位独立董事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的研究,同时也在实务上为上市公司选聘独立董事提供了依据。

资源依赖与董事会结构——基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以高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其董事会的形成及作用,结果表明母体高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而在附属上市公司占据超额董事席位,并为公司带来收益。具体表现为:(1)母体高校的声誉资源、政治资源和科技资源越丰富,其占据的超额董事席位就越多,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显著存在于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在企业成熟期则不显著;(2)母体高校掌握稀缺性资源并据此占据超额董事席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高校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承担更少的税负,且这一关系也仅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显著。

家族控制权结构与银行信贷合约: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体现了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高的企业中会降低。提高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地区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创业投资的传染效应研究——基于财务重述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有创业投资机构支持的IPO公司财务报告重述为研究对象,以事件研究的方式考察创业投资的声誉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有创业投资机构支持的IPO公司宣布进行财务报告重述时,这些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其它IPO公司的超额股票回报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IPO公司和创业投资机构派出董事席位的IPO公司更容易受到这种负面传染效应的影响,而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会减弱这种负面传染效应。我们进一步发现,其可能的影响机制是,由于创业投资肩负着快速退出和获取高额回报的双重任务,他们可能会因自身承受的压力,降低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导致这类企业更容易发生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规范创业投资的治理效应,充分发挥创业投资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