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规范结构及限缩适用

新《公司法》第191条规定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责任证成、责任性质、模式选择以及责任范围上仍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责任证成上区分外部证成和内部证成,外部证成包括法人拟制说和董事职务行为的双重性。通过借鉴德国法上“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法理念,将董事对债权人延伸的信义义务作为解释“保护他人法律”的依据,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界定为债权侵权责任,由此实现责任的内部证成。适用模式上采“董事直接责任模式”,除主观要件外,还应引入公司经营状态作为考察因素。当公司能够对第三人债务足额清偿下,无论董事是否对第三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都应当由公司承担第一顺位责任。公司承担责任后是否依据新《公司法》第11条对董事内部追责属于内部治理事项。在公司无法对第三人债务足额清偿下,若董事满足主观要件,由董事在公司承担不能的范围外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和个人责任。该责任系侵权责任,应类推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此时公司与董事之间成立不真正连带责任。

论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限缩与减免机制

《公司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该责任制度具有平衡董事、公司和第三人(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和完善公司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体系的制度功能,使董事权责匹配。但在具体规则和标准未明,且缺乏配套免责机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董事的寒蝉效应,故而应限缩适用,如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准确限定“重大过失”、建立区别化的追责机制。构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减免机制,则可从异议豁免、合规豁免,以及引进商业判断规则等方面入手。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董事第三人责任条文的理解与适用辩难

《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引人注目地增加了“董事第三人责任”和“影子董事责任”条款。虽然规定的都是某种连带性责任,但来源上有侵权行为与信义义务责任之差别。本文放弃了一般性讨论草案条文好坏的传统进路,而选择将其带入某具体适用场景,即世界银行BEE“宜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中即将增加的两项董事责任指标中进行考察。无论从及时申请破产还是破产环保责任的角度,征求意见稿第190条因其连带责任之规定,都不宜用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不宜用于未来的破产简易程序)。而该稿第191条则要进行修改,不仅应包含公司正常情况下的信义义务规定,还应包含公司资不抵债情况下的侵权责任规定,以体现其与第190条的逻辑同一性和董事-影子董事的责任同一性,即都作为《民法典》第1168条共同侵权规则之下位法,而不同于一般公司组织法上的替代责任(公司吸收其雇员行为的责任)侵权规则。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理基础

董事作为公司的机构 ,是否应就其滥用权力的过失行为对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 ?笔者比较了法人本质学说中的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 ,指出了法人实在说忽视法人团体特殊性的缺陷 ;进一步分析了以法人实在说为哲学基础的公司机关理论———代表说较代理说的不足之处 ;并以此解释民法中两罚制确立的原因 ;最终 。

公司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研究

本文以国外公司法法理为依据,从公司机关理论、董事信义义务角度论述了我国应建立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并对责任的性质、第三人及第三人赔偿责任的范围进行了阐述。

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总结国内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公司董事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而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第191条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因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该对该他人承担赔偿责任;第232条规定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时,其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立法结构与域外立法例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应该守法合规,其责任性质是一种特别侵权责任,该责任是因董事违反保护性法律法规而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这一解释将合同法上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合同效力和侵权法上违反保护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效力统一起来。我国相关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域外做法相比有较大创新。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改变了公司内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式,扩张了董事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试图以强化董事责任的方式提升董事职务行为的质量。然而,观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学说演进,可以发现制度功能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不断改变,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性质争论也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中不断被修正。从学说史的视角考察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功能演变与制度构成,对准确理解并规范适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

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董事、监事和高管的义务和责任配置体系,具有十分显著的制度创新价值。基于董事义务体系的再构造,通过区分董事守法(合规)义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为董事义务的体系化形成奠定了基础,实现了董事义务规范在立法技术上的科学化,揭示了董事义务体系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服务于董事义务的体系化构成,通过相对科学的规范表达梳理了董事责任承担的逻辑,重构目标多元的董事责任制度以有效扩张董事责任的适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董事归入责任、董事执行职务的责任、董事违反清算义务的责任和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等。但应当注意,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的制度创新还有待公司法实践的检验,相关制度的解释和适用仍有值得反复讨论的空间。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日本法规定为中心

追究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还未完善,为了完善董事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债权人保护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在这方面规定较详细、并有判例积累的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引进追究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尤其是2006年新公司法(因为日本统一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股份公司)的规定。因此,本文主要对日本公司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董事第三人责任以及第三人的认定、适用中发生的与其他保护债权人规范的竞合、新公司法中引进的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等进行探讨,以期正确认识该制度,引发更多探讨。

关于新公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新公司法在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责任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亮点纷呈、可圈可点。人民法院在准确适用新公司法和清理修改有关司法解释过程中应就此次修订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关于新公司法修订条款能否溯及适用,需要进行系统梳理、分门别类,在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综合考量判断。关于股东出资责任体系,对新增加的股权、债权两种非货币出资形式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股东之间、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出资责任关系以及股东出资责任与债权人保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还需在司法实践中研究解决。关于股东权利,对于代持股合同的效力应按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进行判断,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属于无权处分,交易相对人可依善意取得制度获得保护;在“一股二卖”时,对新公司法第34条股东登记对抗效力的理解不能囿于惯性思维,还需进行深入思考;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路径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关于公司治理,应重点就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横向法人人格否认、股东代表诉讼、关联交易等问题予以关注。关于公司清算,新公司法作了较大调整,应准确理解和适用关于清算义务人、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以及清算义务人责任和清算组成员责任等规定;在公司陷入僵局时,人民法院强制解散公司应持慎重态度,尽量以调解方式支持当事人以更为妥当的方式解决分歧。

新公司法中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新规探析

在2023年修订公司法之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零散地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规则,例如,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董事对投资者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董事未履行清算义务时对债权人的责任等。上述规定分布较为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