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启章“自然史三部曲”的物叙事

董启章的“自然史三部曲”构筑出一个关涉当代社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小说世界。三部长篇作品在内容上相互指涉,隐然相关,总体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面貌。在小说叙事策略层面,物发挥了推进情节、映射文化的功能,同时为“元小说”的构成提供了文本物质主义的符码。在物本体的意义层面,“自然史三部曲”的物叙事包含两组对立统一的内涵:一是在认可人物共生,凝视物之本性的基础上传达对现代社会异化人性现象的反思性批判;二是在强调人类身体的物质性、摒弃二元对立、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幻觉的同时力图克服肉身局限,呼唤人与自身物性和谐共处。此外,三部曲中以物为媒介达成了个体的反叛超越与精神回归,表现出董启章对当代现实生活的积极思考。以物叙事视角分析董启章的小说创作,可展示现代社会中人与物关系的互构性,同时为发掘文本中被遮蔽的内涵开辟出新路径。

雌雄同体: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

雌雄同体是一种艺术想象，它涉及到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们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过的重要思路。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是女性文学在２０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但我认为，性别之于文学的意义还需从艺术技巧，从叙事的层面来加以考虑。本文探讨了一位香港男性作家有影响的作品，意在说明，性别在叙事中，是可以选择的一种立场，它会带来与此立场相关的另类想象。而作为作家，无论男女，正需承接某种异己的身份，并将异性的素质纳入自身。这对９０年代中国的女性写作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从早期的英国小说《奥兰朵》，到今天的香港小说《双身》。

20世纪90年代香港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以也斯、董启章为例

香港小说中有着城市书写的传统。从空间上来说,香港的城市面貌是需要全方位来体会的,反映在小说中,城市是可以用旅行、视觉、嗅觉、历史、想像等种种方式来勾勒的。也斯和董启章的小说,从文本内部所揭示的时空观,再到看待香港的视角,最后到叙事的策略,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将一个以"浮动"为特质的城市用一种"浮动"的立体方式展现出来,香港城市的精神内核就在他们的叙述中得以突显。

“他者的单一语言”：地域、语言与文学创作--以阎连科、阿来、董启章、黄锦树、郭小橹为例

地域与语言看起来有很密切的关系:许多地区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且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话语跟话语团体。自然而然,我们也经常会把文学作品分成不同国家或地域传统,觉得国家或地区会给文学创作提供一些规定性的影响。我们同时也经常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最代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就是用其语言或方言写的。然而德里达的例子就提醒我们语言、地区跟身份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从地域与语言中,探索民族、身份与文学分类的关系。从中国中原到国外,从阎连科到郭小橹,通过这五个当代文学的例子,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强调自己语言所包含的陌生感。这种语言的陌生感代表一种社群中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任何社群总是要面对的事实,而且刚好是社群所依靠的一种必然性的根据。另外,虽然地域跟语言经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地域文学经常强调代表其地区的语言或方言,可是语言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群体的创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一种地域文学总是不得不是一种跨地域文学。

拜物、恋物与格物——以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为中心

跨国资本主义雷厉风行的商品拜物教、都市人的恋物癖与格物精神在董启章的小说里混杂成一体,洋洋成大观。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他的写作转化成一种恋物癖的叙事。作者背向进化呈线性的"唯物史",放弃了唯物史观那种把一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归结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规律的宏观做法,取而代之是作者自我命名为"自然史"的格物演化叙述,一种以跨学科的思维逻辑替换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叙事意识,那是作者"梦想中的包罗天地万物的书"。这是前现代中国人"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再现。董启章穷索"人—物"本源的百科全书式写作,正是他把各学科知识和文学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格物成果。

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香港文学自1949年始与内地文学分离,呈现出与母体别样的文学景观,而具有跨界理念的叙事形态正是形成两者差别的始端。董启章作为当代香港作家典型代表,以其深刻的笔力将跨界意识尽展在各个时期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写法始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文中的主题呈现、身份意识、叙事特点和语言表达四个层面均与香港本土的跨界意识相互勾连,这对其后期跨界书写范式的成熟意义深远,同时该文也成为香港文学跨界书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时间论:董启章小说的“预期怀旧”

通过绵密地阅读香港当代作家董启章的几部作品,尤其是近作《开工天物:栩栩如真》,本文将检视其小说叙事辩证"预期的失落"和"迟到的认可",管窥董启章在香港当前境遇下书写的过程。分析的着眼点将落在与弗洛伊德学说逆反的恋物癖及其延缓作用,借由三重视角的构成来观照当下:未来可预期的失落、对过去事件的重估,乃至折射出时间和记叙之间的对冲关系。

董启章小说《体育时期》的复调特征

董启章是香港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了很多小说作品,如《地图集》《双身》等,但是当前大陆对他的小说作品研究较少。纵观他的小说作品,我们发现《体育时期》这部小说是作者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这部小说起,作者创作的小说作品复调性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体育时期》的复调特征后,发现其复调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手法、叙述声音和对话性三个方面。

跨文化对话:董启章对卡尔维诺的接受

自由、大胆的想象力,对自我的深度开掘,关注人类的纯精神,是卡尔维诺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影响同样致力于探索新型小说的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关键因素。董启章接受了卡尔维诺的创作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以两人创作中最突出的几点相同质素为出发点,具体探讨董启章对卡尔维诺的接受,以及其在后者的创作基础上取得的发展。

试论董启章《安卓珍尼》中的都市书写

“九七”的回归，并没有使香港文坛如预测的那样把书写的重点放在对政治历史的关注上，而是对香港入的现实生存环境进行了沉重的思考，并反映在文本和形态之中。以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为例，小说反复表现出了一种矛盾、迷失与不确定性，这对于当代都市人来说其实也具有着普遍的生存意义和话语意义，从这些矛盾与恩辨中我们不难分析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由此而引发的对香港都市生存状态的解构，小说还采用了现实与虚拟交锚的写作手法，更突出董启章《安卓珍尼》中都市书写的实验意义。

无处安放的雌性之身——董启章小说的身体寓言和性别想象

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小说创作素以思想的前卫性、意义的丰富性、叙述方式的独特性以及知性与感性的兼得而享负盛名,其中篇小说《安卓珍尼》和长篇小说《双身》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对"双性同体"进行了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描述和思想探究,可以看作是关于人类的身体寓言和性别想象。

空间、日常与节庆:“模拟”时空裂缝中的都市档案——论董启章《V城繁胜录》中香港的想象

董启章的《V城繁胜录》(1998年)延续《地图集》中对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暧昧挑逗,想象性地安排城市系统的符码。以模拟文献档案的手法撰写了一部V城殖民时期,关于都市空间、饮食男女及节庆民俗的风物志。本文主要从"真实与虚构""空间的提喻""饮食男女""节庆和身份"四个部分,结合董启章其他作品、香港历史现状以及民间掌故,探讨《繁胜录》中个人想象如何穿插于客观的历史描述之中,虚构的V城与真实的香港如何在未来与过去之间进行相为补充的对话、拉锯与创造。

對消費文化的“模擬”、呈現與反思——論董啓章《The Catalog》的城市書寫

本文旨在探討董啓章如何以城市書寫的方式來模擬、呈現與反思1990年代香港文化的重要面向:消費文化。藉著考察董啓章小説譜系中被忽略,卻又異常獨特的一部作品——《The Catalog》(重新出版後名爲:《夢華録》Menghua lu),本文將會討論它的書籍設計怎樣既遵循消費文化的運作邏1,又在某些地方刻意反其道而行,從而達到模擬的效果。然後,本文會借用各種消費文化理論,探析《The Catalog》如何從'液態之愛'、'符號消費'和'物化人生'三方面來呈現城市人在消費社會的生存狀況,以及董啓章引出的反思。最後,本文總論《The Catalog》於董啓章創作歷程及香港文學中的特殊位置。

论董启章长篇小说《体育时期》与音乐的关系

香港作家董启章长篇小说《体育时期》是一部将音乐艺术特征赋予小说创作的典型之作。作者在小说内容中有意运用日本摇滚歌手椎名林檎的音乐,使其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线索。同时,小说的整体基调与椎名林檎音乐精神相互呼应,构成文本与音乐更深层的内在联系。

董启章:认同与消解

"九七"大限,标志着港人本土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立。董启章的《永盛街兴衰史》以民间的历史拆解了正史的权威性,《地图集》则干脆拆解了历史本身,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十年磨砺求精工——评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

2013年初,喜闻曹惠民先生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学生的我欣喜万分。从1997年师从曹惠民先生开始,我就开始进入台港澳文学研究领域,跟随老师一起做了很多课题,老师的博学多才、认真执着、严谨扎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对台港澳文学这门学科的热诚,没有对学术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对学问的执着追求,今天也就可能看不到《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的出版。

赛博时代的多重世界互动叙事——中山大学“南方文谈”沙龙发言摘编

围绕凌逾的演讲论文《赛博时代的多重世界互动叙事》展开对话:对董启章开创"可能世界小说"的叙事艺术和现实意义进行探讨;肯定凌逾"跨媒介叙事"诗学的前瞻视野和探索空间;就赛博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衍生的新形态文学之发展情状予以描述。

跨越边界的书写——当代香港文学新路向管窥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文学逐渐脱离母体,自我特征越来越显著,再也无法与内地文学完全等同。但无论本土还是非本地视角,学界对香港文学这份＂特殊性＂的结论大多落实在思想主题的层次。的确,香港这座城市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经验产生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特殊意识形态,使得关注视点无法从这里完全移开,但纵观香港文学几十年来的形态,不难发现除了＂思想性＂的存异之外,在书写策略的＂技术性＂层面其实与内地的差别更加显著，而这种差异还在随着“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全球趋势下逐渐深化。

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看回归后的香港小说

董启章的二声部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近20年香港小说最重要的收获。它对香港人城相依的历史的独异叙事,对城市魔幻现实主义的大胆创造和深入开掘,从日常物件历史中呈现的城市审美感觉的丰富性,都反映出"九七"回归后香港小说延续自身流变脉络中的"移形换步"。此时期其他香港小说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创作追求互相呼应,展示出回归后香港文学的新起点。

文学地理学中的现当代岭南文学——以粤语方言区文学为例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对文学、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先秦的《诗经·国风》《楚辞》,以及之后的“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京派”“海派”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彰显出地域与文学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期,梁启超关于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的阐释,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和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关于文学南北差异的分析,可谓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