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戏论戏”与董每戡阐释剧本的着眼点

董每戡先生是中国戏剧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就戏论戏”是他的一个核心主张,回顾中国戏剧学走过的漫长路程,要是明白曾几何时“曲学”一统天下,要是知道高明如王国维尚且与传统“曲学”拉不开距离,就可以深感董每戡的“就戏论戏”意涵丰富,具有方法论意义,且对于戏剧批评和戏剧创作均有重要的启示。本文对董每戡“就戏论戏”的意蕴及其阐释剧本的着眼点做了梳理和申论。董每戡阐释剧本的着眼点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谈论戏剧的“公约数”,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均不可忽视。

董每戡与二十世纪戏剧学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研究学者、戏剧活动家、戏剧作家和戏剧导演。他的中国戏剧学术研究在“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这一思想统摄下,构建起自己独有的“剧史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因此,对董每戡的剧学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其剧学特征,准确评估其剧学贡献和影响,是进行董每戡剧学个案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论定董每戡在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史上重要地位的主要依据。同时,通过对董每戡剧学进行个案研究,来反思20世纪中国戏剧学研究路径及整体价值,并对当下戏剧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即促使我们对20世纪戏剧学进行拓展学人个案研究、加强整体研究以及戏剧史的多元化书写,以期更好地助力于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性建构以及当下戏剧学的深度研究。

民间视野下的“戏行祖师”论——从董每戡《说戏行祖师》说开去

董每戡通过对于戏神这一民俗事象的关注与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戏神的诸多说法,并就该问题做出了“戏行祖师即是唐明皇”这一较为合理的结论。但与此同时,这一结论的单一指向却忽略了戏神生成的地域性与历时性,致使其结论显得相对偏狭和单薄,并未将戏神研究的戏剧史意义及时揭露出来。但董每戡研讨这一问题所持的民间立场将戏曲研究的目光“下移”,投向了民间,投向了康保成所说的“戏曲发展的暗流”,并且与民间信仰相结合,渗透到了民俗学、人类学的领域,这样立体的研究视域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人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和启发。

董每戡纪念鲁迅的集外文《鲁迅先生死了吗?》及其他

＂鲁迅纪念研究＂已是近年鲁迅研究的一方重要领域和一个活跃的学术增长点。2011年,在学界第一次对鲁迅纪念进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作者程振兴的博导商金林在序言中坦言：＂我以为就鲁迅研究而言,‘鲁迅纪念研究’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戏曲史家的治学情怀与晚年进境——纪念王季思、董每戡二位先生

中山大学戏曲史学科的主要开创者王季思、董每戡二位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分别对二位先生的治学情怀和晚年进境做了回顾与分析。王季思先生是一位胸怀天下的学者,他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之中,其历史意识和现实感受相互对应,在这种"对应"里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并获得自己与现实的"联系方式"。这是他跟一般的书斋学者的不同之处。董每戡先生晚年致力于建构"戏剧阐释学",将文学性与演剧性融会贯通是其"戏剧阐释学"的一大基石,而在"阐释"的同时保持与研究对象展开"对话",则是其"戏剧阐释学"的"机趣"所在。他的《五大名剧论》就是其"戏剧阐释学"的最重要成果。二位先生共同为中山大学的戏曲史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指明了学术方向。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学术贡献是互补并存的。

董每戡剧学研究述略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史专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五大名剧论》《〈琵琶记〉简说》和《〈笠翁曲话〉拔萃论释》等重要著作留世,他的戏曲研究以浓烈的舞台意识为其剧学核心,并以此为指导展开对中国戏曲起源的论争,对《琵琶记》的研究和对李渔的研究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然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只是针对个别专题进行论述,或是宏观的粗略把握,大多也都是在综合论著中涉及。故关于董每戡尤其是其剧学研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元杂剧“黄金时代”论说——从董每戡《说元剧的“黄金时代”》说开去

关于元杂剧繁盛的原因历来有很多人关注、探讨，而在这一问题中有一个子问题，即元杂剧的“黄金时代”问题。董每戡以专文《说元剧的“黄金时代”》来谈这一问题，源于与王季思的商榷，进而提出元贞、大德时期只是戏曲的“守成时期”，不是最盛时期，其最盛应该在元贞之前的观点。

董每戡集外佚作辑校

文章所收董每戡先生的作品,均未见于《董每戡集》及其他已出版的文集。其中,除《最近演剧的动向》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外,其余作品均创作于抗战时期以至解放战争初期,以戏剧类和针砭时弊的杂文为主,今校辑如下,以补阙遗。

风骨与识见:论董每戡的戏曲批评

在现代戏剧学界,董每戡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通家”,在戏剧创作、导演、理论研究与批评等诸多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早年的革命经历,铸就了董每戡不同流俗、敢于担当的人格精神。在批评实践中,董每戡有意识地将“独立之人格”转化为批评之原则,坚持“就戏论戏,实事求是”,严守批评的法度,对戏曲的困境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就戏论戏”是其立足于本体批评的基础,他以一种整体视角去审视戏曲,注重从文本、舞台、观众等多维层面作立体考察,以“戏情戏理”作为考量舞台各要素的尺度,以生活逻辑和古典意韵作为衡量“做派”的标准。董每戡以“治史”的学术眼光开展戏曲批评,将戏改个案纳入到“戏剧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体现出传承民族遗产的文化自觉。董每戡的戏曲批评文字,深刻诠释了“批评”的内涵,彰显出一个“批评家”独立不迁的风骨和超越时代的识见,这对于今天的戏曲批评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值得一读的戏剧史专著——董每戡教授《说剧》一书简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已故著名戏剧家,原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董每戡同志的《说剧》一书。一九四九年,他在上海发表过同名的小册子,共收五篇文章。一九五八年,补入四篇,由作家出版社印行。但因作者被错划为右派,书遭毁版。粉碎“四人帮”后,他整理旧稿,又新增了自己历年所作论文二十余篇,以俟出版,夙愿未酬,惜乎早逝,此书只好作为遗作出版了。 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论著,包括了作者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史的专题论文三十篇,是作者毕生精心之作。

董每戡的人品与作品

本文对我国现代戏剧活动家、理论家、剧作家董每戡的生平。

董每戡与他的《桃花扇论》

解放后在文艺界和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古典剧目，当属《琵琶记》和《桃花扇》。1984年，董每戡在其所著的《五大名剧论》第5部分即《桃花扇论》中，对《桃花扇》作了较为客观、透彻的分析。

“剧史家”说——董每戡戏剧史观研究

董每戡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以"剧史家"说为核心的戏曲本质观,即:戏剧具有文学性和演剧性的双重属性,相比较而言,演剧性才是戏剧艺术的本质属性。所以,剧史家不同于文学家,在研究戏曲史的时候就不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词曲上。董每戡改变了自王国维以来以治经的方法治曲的学术风气,确立了不同于王国维的、更为贴近戏剧艺术本体特征的戏剧史观。这是戏剧研究思路继王国维之后出现新的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

董每戡剧史观中的“发展史”与“通史”意识——以“女演员”地位变迁及话剧研究为例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史专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他坚持以剧史家的本分为中国戏剧做史,除了"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的戏剧观之外,在其戏剧史研究中,无论就某个问题而言,还是就戏曲史整体来说,都表现出明显的"发展史"与"通史"意识,这种意识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在这一戏剧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戏曲研究呈现出辩证的、演进的特性。

导演视域下董每戡剧论探赜——以《〈琵琶记〉简说》和《五大名剧论》为例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导演。他以丰富的舞台经验进行中国戏剧史及其经典剧作的研究,进而形成一家之言的"剧史家说"和"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的剧史观,而其立足于舞台的导演意识在对相关剧作的阐述和研究时也格外凸显。以《〈琵琶记〉简说》和《五大名剧论》为例,他通过对元明清五大经典剧作的"导演式说戏",一方面对其所倡导的剧史观进行了理论实践,并为其构建完整的"剧史体系"作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我国古典剧作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全新参考系。

舞台视域下董每戡剧史理论探微——以《〈笠翁曲话〉拔萃论释》及《说“玉茗论剧”》为例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史专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他坚持以"剧史家"的本分为中国戏剧做史,并形成了"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的剧史观,浓郁的舞台意识充分体现在他对剧史理论的阐述和研究中。以《〈笠翁曲话〉拔萃论释》和《说"玉茗论剧"》为例,他通过阐释《笠翁曲话》、重视玉茗论剧进一步为其所倡导并坚持的戏剧史观做着鲜明的注脚。

董每戡《五大名剧论》平议

当代著名戏曲学家董每戡将《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列为我国古代“五大名剧”,这是他继金圣叹、毛声山之后,对我国古典优秀戏曲作品的专门审视和独立观照,认为它们不仅反映了戏曲创作的最高境界,而且体现了舞台演出的最高水平。“五大名剧”说的提出,凸显了中国戏曲的一流作品,给中国戏曲确定了高度。由于董每戡的倡导,“五大名剧”的概念逐渐被认同并固定下来,20世纪末出现的《五大名剧评述》《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戏曲著作、选集的命名和编纂,在一定程度就是接受了他的“五大名剧”说的影响。

新發現董每戡教授參加《琵琶記》研討會推薦信考

2011年前後,中山大學圖書館獲贈一份文獻,係1955年王起、詹安泰爲董每戡參加'首届《琵琶記》研討會'而作的推薦信,所推薦論文爲董先生《琵琶記》研究的一部分。此信反映了五十年代《琵琶記》的研究、評價和演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戲曲改革與研究面臨的實際狀况,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话剧入国剧史”与董每戡早期戏剧观念刍议

董每戡将话剧纳入《中国戏剧简史》的写作范畴,体现出戏剧作品应更重视“演剧性”、戏剧研究要做“剧史家”的学术理念;寄托着对从业者“剧人”崛起,承担起社会教化职责的期盼;传递出戏剧创作应当坚持大众立场,传播进步思想的主张。这些戏剧观念的形成和董每戡中学时期较早接触新思想、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上海大学就读的学习经历,投身政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剧作家联盟、译介外国文艺著作的社会经历,自身长期从事戏剧编导、投身戏剧运动的从业经历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