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家梁遗址叠葬墓相关问题研究

小河沿文化姜家梁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叠葬墓,这些墓均为上下叠葬,人骨多未经扰动,为一次葬,存在至多五人叠葬的现象,且存在部分同性叠葬墓。因这些叠葬墓基本处于墓群边缘且大多无随葬品,故姜家梁遗址中的叠葬墓等级并不高。叠葬墓的出现应与姜家梁先民的联合家庭形式与原始宗教观念相关,先民们希冀使用这种方式令亲人死后的灵魂能够相聚,从而维护自身的氏族观念及内部团结。同为小河沿文化的南宝力皋吐墓地中也出现了一座叠葬墓,但其形制与特征均与姜家梁遗址中的叠葬墓不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

钱谦益《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疏证

钱谦益是晚明重要的馆阁作家、学者和政治人物,其文《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应门人、福建漳州府漳浦县刘履丁之请所作。结合清代旧谱《杜浔北坂涵头刘氏族谱》等文献,对墓志铭的部分内容进行疏证,考订出刘履丁父亲名讳、作铭文的时间、刘履丁外祖父和父亲在明代福建理学的地位和意义等。借助族谱描述出刘氏家族庞大的成员、强盛的科举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从事文学创作、学术型的文化家族。

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瓮棺葬墓的几个问题

鱼化寨遗址发掘了一批仰韶文化瓮棺葬墓,极大地丰富了仰韶文化墓葬的材料。通过分析,认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在放入墓葬之前应该全部为实用器,不存在为埋葬而专门制作的葬具或明器;特殊的多重棺结构可能是棺椁制度的萌芽,"同穴异棺"的葬俗则丰富了我们对仰韶文化早期瓮棺葬墓的认识。仰韶文化晚期墓葬的发现反映出仰韶文化时期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及相互联系。

拊葬墓与古代家庭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其成员死后的埋葬方式直接与家庭、家族和宗族相联系。“袝葬”现象揭示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拊葬墓是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从属,多人共用一墓的墓葬。考古学研究中墓室的多少常常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联系在一起。但袝葬现象直接表现在墓葬形制特征上,是墓葬类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袝葬需要出现的多室墓并非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不能作为判别墓葬等级的标准。汉代的袝葬墓一般不改变流行的墓葬形制,而是改变某些空间的功能,西晋以后袝葬墓影响到墓葬形制的改变。拊葬墓的流行,是因为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密切的家庭的地位增强,土地所有制、生产经营和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壮族天地善院“葬墓”仪式调查

"葬墓"是壮族民间信仰天地善院的仪式类型之一,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马山县和宾阳县壮族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葬墓"仪式有风水宝地"葬墓"仪式和一般穴位"葬墓"仪式两种类型。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天地善院"葬墓"仪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就其中蕴含的壮族祭祀亡灵的原因、亡灵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祖坟的地位和价值等文化内涵作了初步探讨。

九龙县乌拉溪乡石棺葬墓调查清理简报

乌拉溪乡石棺葬墓地时代自战国至西汉时期。墓室结构独特,陶器、铜器的出土丰富石棺葬文化内容,海贝的出现则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和交通状况。

试析安徽马鞍山寺门口东吴墓的形制——兼论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时期祔葬墓的类型

寺门口东吴墓是马鞍山地区发现的又一座东吴时期重要墓葬,其独特的祔葬形制为本地区仅见,也是至今发现唯一一座侧室葬人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发掘的原始记录,本文对该墓葬的形制等方面,谈一些新的认识。同时,依据现有史料,通过对所见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表的六朝时期祔葬墓材料的梳理,就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朝时期这一特殊葬俗的墓葬形制,进行类型学方面的尝试性研究。

文成县苦马塘岩葬墓群初步研究

苦马塘岩葬墓肇于清末,延续百年间,在当地形成了规模庞大、形制独特的墓葬群。本文在对苦马塘岩葬墓群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就这一独特的丧葬习俗及演变轨迹等作了探讨。

再葬画像石墓的发现与再研究

再葬画像石墓的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凋蔽是直接原因,丧葬习俗的改变是再葬画像石墓出现的重要因素。

南阳曹魏两晋考古学文化变迁--以再葬画像石墓为中心

南阳的曹魏两晋墓葬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它们一方面沿用了汉代传统的墓葬形制,刻意追求墓室的整体规模与豪华,另一方面又采纳了新型的祭奠礼仪、随葬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物品,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葬事安排措施,实际上反映出南阳地方企图通过“厚葬”与“尊礼”来博取名誉的功利性心态。

从“葬”“墓”“弔”的构形意义看远古丧葬习俗的演变

古汉字作为“凝冻的化石”,反映了汉民族远古祖先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背景。本文从“葬”“墓”“弔”三个古汉字文化学意义的阐释出发,以古文献为佐证,探寻原始先民的丧葬文化从“弃尸”到“弔唁”的演变轨迹。

明溪叶厝坑叶氏祖墓清理简报

叶氏祖墓又名叶尚书墓,为一处二次葬墓。因当地经济建设需要以及了解叶祖洽尚书墓的问题,经清理发掘,基本厘清叶氏祖墓从宋至明清这一时期叶氏一脉家族关系及发展迁徙脉络,以及二次葬制,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古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依据。

南京灵山梁代萧子恪墓的发现与研究

新近在南京仙林灵山考古发掘的萧子恪墓,是迄今所见第四座墓主确凿无疑的南朝齐梁宗室墓。萧子恪一门济济多士,而据出土墓志,可知萧子恪本人亦曾对南齐"永明体"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出自彼时第一流高门王谢子弟手笔的萧子恪墓志,也为澄清南北朝时期由两人分工合撰同一篇碑志文字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又一件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萧子恪墓的考古发现,对于探讨南齐宗室墓在京师建康的分布、南朝墓葬的形制构造与所对应的品秩爵位乃至分期断代,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萧子恪墓出土文物与有关现象的分析,对于重新审视早年发掘的灵山南朝大墓与尧化门老米荡南朝梁墓的具体时代与墓主身份等问题,也不无启示。

常州新岗遗址新农村地点宋代墓葬发掘简报

新岗遗址新农村地点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新农村委。2022年,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8座宋代墓葬,出土了瓷碗、瓷壶、陶罐、玉环、铜钱等遗物。此次发现的宋墓有土坑墓和瓮棺葬墓,其中土坑墓应为一处经过规划的家族墓地或小型公共墓地。

微山岛沟南村汉代“丧礼图”画像石研究

1973年,微山岛出土一刻画汉代丧礼的画像石,本文将其定名为“丧礼图”,并将该图像阐释为吊唁—送葬—墓地三部曲。通过文献记载,对图像中49个人物的角色进行了分析。通过其石板形制与画像内容,将其复原为新莽至东汉早期的一座“一次性建造连体双室扣合型石椁”。最后分别对其墓葬形制、墓主人身份和葬俗进行了讨论。

匈奴“近幸臣妾从死者”丧葬习俗探究

《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关于匈奴丧葬习俗的记载简略,不同时期基于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对而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关于匈奴“近幸臣妾从死者”葬俗的记述,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局限在单个墓葬方面,认为“从死”体现为割发代首的“发殉”。本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积累,揭示出大墓与其周围独立埋葬、排列有序的小墓之间存在从属关系,所谓从葬墓以及将从死者置于墓主棺外的殉葬或人牲现象的发现,都为解释从死者葬俗提供了新佐证,而发殉也应置于从死葬俗范围内加以考虑,不同形式的从死可能存在时间早晚、地域分布和族群差异。考古材料由于零散、残缺、偶然性和不平衡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其局限也应引起学界重视。

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相关问题探讨

近期,从秦东陵被盗墓葬中出土了几件漆器,印证了一号陵园南侧“亚”字形大墓为昭襄王之陵墓。本文继而推测秦东陵一号陵园2座“亚”字形大墓为昭襄王和其太后的合葬陵园,南侧大墓为昭襄王之陵,北侧大墓为昭襄王之王后陵;二号陵园”中”字形大墓为悼太子之墓,另外三座“甲”字型大墓为太子嫔妃之墓;三号陵园“中”字形大墓为唐太后之陵墓所在;四号陵园为宣太后之骊山陵园。通过对秦东陵陵园形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当为有内外壕沟及墙垣构成的南北狭长、东西窄的双重陵园形制,并对秦东陵下一步考古工作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