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

文章仔细疏解了伯里克勒著名的"葬礼演说",探讨了"法律"、"自由"、"美德"、"荣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诸种议题,认为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言辞中的"美好城邦"。

安东尼“葬礼演说”的语用分析

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悲剧之一 ,该剧的语言运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运用语用学的基本理论从语境信息、会话含义、指标语、言语行为和语体等方面来分析《裘力斯·凯撒》 ,有助于更好理解莎翁纵横开合。

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著作中的葬礼演说之比较

葬礼演说是古代希腊一个悠久的风俗与传统，在雅典表现尤其突出。在战事结束后，雅典城邦要为阵亡将士举行公共葬礼，并选出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发表演说，赞扬死者，慰藉生者。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记录了雅典民主政治领袖伯里克利的演说，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则借苏格拉底之口虚构了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西亚的演说。两篇演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深刻地打上了作者思想、时代的烙印。

历史的雅典与想象的雅典——从葬礼演说看演说家对雅典的建构

在城邦各种公共活动中,葬礼演说对城邦认同的建构最具典型性。一是因为它的听众来源最为广泛,二是演说家可以采用各种修辞方式进行夸大其词的宣传。在现存葬礼演说中,每篇都不约而同地宣讲了雅典城邦的优秀和卓越,建构了雅典城邦认同,即对雅典民主制度的骄傲以及雅典城邦对自由、正义的不懈追求。但是这种形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的产物,并非真实的雅典。

伯利克里葬礼演说中的雅典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

为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雅典的公民领袖伯里克利在城外的墓园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说。演说不仅反映了雅典人的世界观,也反映了民主制度下的城市空间。雅典的辉煌不仅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城市空间的高度契合,还在于雅典公民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建构。文本拟围绕这篇演说词来阐述雅典的政治制度、日常生活、祭祀、教育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系。

莎剧《尤力乌斯·凯撒》葬礼演说的修辞分析及其汉译评价

莎士比亚的罗马剧《尤力乌斯·凯撒》生动再现了修辞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政坛的血雨腥风和权力争夺中所起的强大作用。通过赋予角色不同的修辞细节,莎士比亚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营造了丰富的戏剧冲突,揭示了深刻的悲剧主题。能否捕捉和再现这些修辞细节成为翻译该剧的重大挑战之一。文章以《尤力乌斯·凯撒》中布鲁图斯和安东尼先后发表的葬礼演说为例,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手段——人格说服、理据说服、情感说服——分析两场演说词中巧妙的修辞运用,并试图评价朱生豪、梁实秋、汪义群、傅浩四个汉译本在再现修辞细节方面的相关得失。

德摩斯梯尼《葬礼演说》与城邦教育

在喀罗尼亚战役失败后,德摩斯梯尼的反马其顿策略遭到了尖锐的指责,对此他不得不利用葬礼演说这一“美化”城邦的文体进行回应。通过赞美捐躯者的美德及他们对祖先传统的承继,德摩斯梯尼既教导雅典人应始终守护祖居之地,坚持反马其顿策略,又谨慎而有力地反击了亲马其顿派,为自身的做法辩护。他的自辩也映照出城邦生活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城邦领袖的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冲突,以及葬礼演说试图实现的教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文本解读之误读与偏读——以《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为例

“误读”“偏读”皆为语文教学之流弊，更是语文教学之痼疾。文章以教学《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为例，探讨了时下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几种“误读”与“偏读”现象：（1）语气把握不准造成“误读”；（2）只接一般文本解读课文而未考虑教材的大框架与课程的大背景造成“偏读”；（3）将课文解读完全偏向于内容理解一端而忽略言语形式造成“偏读”。文章最后指出，语文教师要想远离“误读”“偏读”，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多读书，常观课，勤思考”。

古典时代雅典国葬典礼演说与城邦形象建构

葬礼演说是雅典城邦一项重要的制度,体现了城邦官方的意识形态。文章概要介绍了雅典国葬典礼制度和现存葬礼演说,从历时性角度探讨城邦意识形态的演变。伯里克利时代,演说赞颂民主政治和雅典的强大,号召雅典人为维护雅典帝国而战。到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在演说中仍受关注,但因雅典始终处在挑战霸主城邦的地位,雅典作为自己和希腊人自由维护者的身份,日渐占据演说的中心。演说赞颂的对象,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城邦公民集体。但到公元前4世纪末的演说中,将军成为主要的赞颂对象,公民集体只是作为陪衬出现。赞颂对象的变化,暗示到公元前4世纪末,城邦公民集体面对强势个人逐渐退居幕后,也显示以公民为基础的城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