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墨的葬祭观——兼论葬祭厚薄与至诚之关系

先秦儒家缘人情之葬祭礼文、墨家利死生之葬祭目的,均可归宿于至诚,即通过委弃、亏损自我以奉养鬼神,委弃自我的程度则代表了奉神的虔诚度。两家的葬祭观在理论导向上均有其合理性,但在礼崩乐坏的特殊时期,其理论在实践上往往有失偏颇。且在战国学派互攻的历史语境下,诸子未能始终紧扣至诚之思理,进一步遮蔽了儒墨葬祭观的合理性。

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儒家葬祭礼仪文化研究

儒家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绵远流长，渗透于民间，支撑于庙堂，本文以传播学的仪式观为研究框架，审视分析儒家葬祭礼仪文化的符号、场景、载体与意义，来阐述儒家对于生死价值的诗化认识与引导，传承孝道的核心价值，维系家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对中国历史传承过程中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意识合力．起到了关键的文化聚合作用。

河南葬祭文化中的儒、道、佛观念

河南农村有厚葬之俗,礼数和程序名目繁多。以开封、洛阳、郑州、鹿邑县玄武镇的方言为语料,从共时描写和历时梳理两个角度对河南民俗"葬祭"中的方言词语进行解读,可以发现,今天河南的丧葬文化,融合了儒家的厚葬与久丧之观念,吸收了道教的风水学说和佛家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理论,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民间丧葬习俗。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罪的对象原则上限于有体物,刑法有例外规定的场合下也可以是无体物。只有具有金钱或经济价值的财物才是盗窃罪的对象,仅仅具有消极价值的财物,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盗窃罪中的财物必须具有所有和占有的可能性,葬祭对象物中的尸体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但棺里藏置物依照我国社会观念或者一般风俗习惯,不能被视为放弃了所有、占有的物,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此外,虽然法律禁止私人持有违禁品,但该种场合下法律例外地保护占有,故违禁品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

近世日本深受儒教影响。在该时期,朱熹《家礼》中的丧、祭二礼尤为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拥有广泛的研究基础和深入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寺请制度下,佛寺垄断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丧祭事务。为了摆脱佛寺的控制,神道群体吸收并挪用儒学知识,从而构建起了系统化的神道葬祭礼仪。在该过程中,早期的吉田流葬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佛教元素,然而,自吉川神道与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山崎暗斋开始,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儒学知识,并在参考儒礼的基础上实践丧、祭礼,显示了排佛融儒的学问倾向。不仅如此,为了凸显神葬祭的纯粹性与历史延续性,垂加神道的后继者与国学神道者或将儒式神主改造成神道式灵玺,或引述神代卷来解释儒礼做法,试图抹除儒礼元素,以此“复兴”古神道之法,从而走向了儒礼的“神道化”。这也是近世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自主意识的显著体现。最终,神道群体的自主意识酿成了幕末神葬祭运动,而儒学知识充当了排除佛教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

儒道佛三教融通中的日本神道葬礼源流探究

神葬祭是日本神道的葬礼仪式。受日本中世纪宗教思想的内在演变和两次日元战争的外来危机影响,产生了吉田神道主张日本是三国之首、神道是诸教之源的“三教枝叶花实说”。吉田神道以宗教融合为思想背景,通过吸收和借鉴儒家和道家关于“天人合一”“道”和“人神分殊”等概念,创造了日本神道的葬礼仪式,开启了江户时代神儒习合流神葬祭的先河。

论唐代士兵亡故的善后处置

唐代对士兵亡故的善后处置措施主要包括造册报送、递送回乡、就地祭葬、记功授勋和优待家属。从唐令和各种大赦诏书、德音中频繁出现这类内容来看,这些基本做法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一般而言,战时以就地祭葬为主,非战时以递送回乡为主;境外由军队负责就地祭葬,境内由地方政府负责收埋礼祭;对家属的优恤,从要求州县负责抚恤,到由节度使负责不停衣粮,再到优先考虑顶替入伍,都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