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

蒋中正于1930年10月23日受洗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后,基督信仰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日早晚必定读《圣经》、静坐、默祷;每周日至教堂礼拜;并曾于1948年7月将扩建完成之南京小红山行邸,捐献作为基督教堂,名为"凯歌堂";来台后亦于士林官邸旁建一教堂,仍名"凯歌堂",作为与夫人宋美龄礼拜之场所。日常生活之外,他在处理军政事务时,亦往往求助于信仰,由日记中提到上帝、天父之次数频繁,以及所记由《圣经》中得到的种种启示来看,可以发现蒋氏实际上已经将他的基督信仰内化为处理军政事务之辅助力量。关于蒋中正与基督教的中文研究十分有限,本文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包括日记、言论集及其校改吴经熊译《圣经》的手稿等,从蒋氏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蒋氏在日记中所显现的基督信仰以及蒋氏对《圣经》的研读三方面进行讨论,藉以理解蒋中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相关举措。

1940年代的吴铁城

吴铁城早年参加革命,于辛亥年策动九江独立,江西光复。民国成立后,历任党政要职,待人处事,深受各方推重,人称"铁老"。吴氏曾于1940年代,从1941年3月至1948年12月,担任将近八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而这段期间亦正是国内外情势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吴氏参与此时期所发生诸多重大事件,实为其一生经历最精采的一段。本文参阅档案及相关人士回忆等资料,略述吴铁城秘书长任内相关作为,包括改进党务工作、参加政治协商、处理党团统一、斡旋行宪选举纷扰及顾全大局同意入阁等,藉以呈现1940年代的吴铁城,及其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从蒋档看宋美龄与开罗会议

1943年春夏间,宋美龄在美访问引起轰动,返华时带回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参加盟国领袖会议的口信,在几经联系后,终于决定于1943年冬,在埃及开罗召开中美英三国领袖会议。宋美龄偕同蒋介石共赴开罗,以其娴熟的英语能力,周旋于美英高层,争取中方权益,其所扮演的角色至为重要,对提升中国的民心士气和国际形象,亦有莫大帮助。文章将试图运用蒋档和相关史料,探讨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论实行宪政的理由——结合中国近代宪政道路分析

从宪政的理论内涵、基本架构和实现的必要性上综合论述实行宪政的理由。并在其基础上，论述各国宪政道路的差异性及共通性，推及到中国近代对宪政的追求过程，有失败之处亦有成功之处。最后，总结在这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的得失．看到社会在其影响下各领域中潜移默化的进步，进一步坚定实现宪政的理想信念。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曾被视为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宣示,研究者亦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相关研究中讨论,亦有针对该文进行专门讨论者,然而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讨论的地方。就相关资料分析,本文认为《敌乎?友乎?》虽然登载于1934年12月20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但是由相关数据来看,该文应该在1935年1月中旬完成,所以会刊登于前一个月出版的刊物,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刊延迟出版所致。至于由徐道邻署名刊出,应为蒋中正之决定。该文之内容,为蒋氏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目的在传达政府应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之讯息。而蒋氏关于调整中国对日政策之意见,虽然为其个人主张,但实际上与汪兆铭取得了一致的态度,两人对于调整对日外交方针有共同的认知。《敌乎?友乎?》刊出后,在国内引起相当重视,日本方面亦对该文提出批判。然而该文内容过于敏感,为避免刊出后可能引发之政治效应,以他人具名较无顾虑,使徐道邻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蒋氏得以从旁观察各方意见。另外,蒋氏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剿共",对于中日关系只是关切,而非其主要工作,此亦为其在所谓《秦土协议》、《何梅协议》签订之后,处理对日外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

中国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之研究(1948.4.4—4.6)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即讨论中国国民党对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会议中声明不参加总统竞选,引起与会者的震惊,使会议讨论的重点由党是否要提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转变为总裁是否应该参选总统。最后在与会者集体表决以及尊重蒋中正个人主张的情形下,对于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会议形成与会者一致同意的决议:"请总裁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遵照总裁之指示,"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提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