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易学观

蒋湘南的易学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哲学、宗教与科学三位一体,不可分离。学科学的目的,是要读懂《易经》,认识上帝。科学本身都没有独立价值,是神学的工具。万物皆象,万象之间,互相关联,天人可以感应,人身可以配卦爻。这种思维,和近代科学正相冲突,对于把握近代科学,确实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当代科学而言的发展,有自己的长处。

清末学者蒋湘南与陕西地方文献

蒋湘南是清代道咸之际著名的回族学者,他先后多次入陕,不仅留下了许多歌咏陕西的诗篇,还撰写了旅陕行记《西征述》和《后西征述》,编纂了四部陕西传统方志,以及山水志书《华岳图经》和《后泾渠志》,在丰富陕西地方文献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述评

蒋湘南是清代嘉、道之际中州地区的著名回族学者。其学术思想和诗文创作,代表了当时回族文士的最高成就。而学界对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对蒋湘南及其诗文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趋向和可拓展空间进行了展望。

蒋湘南和他的《七经楼文钞》

蒋湘南(1795—1854),字子潇,先世本回部,后迁居河南固始,遂世居于此。幼孤,从母受学。及龀,叔父奇其才,为之置书千卷,延师教诲。十九岁成秀才,极受河南学政吴慈鹤(巢松)爱赏,保举拔贡。次年应朝考,虽未中选,却结识了龚自珍、魏源、阮元、江藩、黄爵滋、张际亮、俞正燮等一代名士,“相与唱和议论,考稽商榷,而学益进。”(王济宏《七经楼文钞·序》)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河南乡试举人。此后八年,连战皆北。道光二十四年,会试又落第,大挑二等,补虞城教谕,愤而不就。自此绝意仕进,专心坟典。晚年除一度游食江南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关中度过的。他先后主讲关州、同州书院,在清苦的教书、著述生涯中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湘南生当十九世纪前半纪,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全面总崩溃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先生幼读顾(?)林。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蒋湘南及其《七经楼文钞》研究考述

蒋湘南系清代嘉道之际颇受赞誉的回族学者,著有《七经楼文钞》。该书是反映其文论思想的经典之作。目前学界对蒋湘南和《七经楼文钞》的研究多集中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对《七经楼文钞》中所包含的地理、水利、地方风物、人物传记等内容的探索利用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对蒋湘南在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轨迹和他的"家国情怀"还缺乏深入的探究。

吉林大学藏唐善业泥造像及其题(讠永)册

吉林大学文物陈列室藏有一方唐善业泥造像。这方造像上圆下方,通高17.2、底宽12.8、最厚处2.7厘米,泥色纯青。造像正面有佛像十躯,背面有阳文题铭四行,行四字,文曰:“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这种造像出土于西安大慈恩寺内或其周围一里之内,曾见于前人著录。造像正面佛像形状不一,背面文字全同。但形式有大小,笔画有粗细。最早的发现者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字燕庭,1793—1852),时在道光二十年(1840)秋间。光绪三年(1877)鲍昌熙编《金石屑》,收录这种造像两方,云:“一家子年先生物,拓赠江左黄岘亭大令者;

唐宫秘器大小忽雷觅踪[续]

刘燕庭的第三盛期 (清嘉庆、道光年间) 这以后,小忽雷似乎隐伏了十余载,朱为弼(字椒堂)《题小忽雷为燕庭农部作因拟大乐府四解》(简称《四解》)中诗注有述:

古代回族作家研究现状记略

古代回族作家研究,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显得比较薄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近几年,古代回族作家研究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里仅自己阅读所及,就有关方面作些简述,尚祈学者补正。

古代回族作家研究现状纪略

古代回族作家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显得比较薄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代回族文学研究出现了向广度和深度开拓的新形势,古代回族作家研究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古代回族作家的特殊性,开始对部分作家、作品,做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一、萨都剌研究 30多年来,研究萨都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具体评价到总体综合分析的过程。迄今为止,这个研究过程仍在继续发展。由于萨都剌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更由于论者所持的研究方法。

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至贞元、元和间,经韩、柳“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朴,划伪以真”,遂使“文起八代之衰”,“横鹜别驱,汪洋大肆”,古文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绩。这一运动不仅沾溉时人,而且浸润后学。杜牧虽生於韩、柳之后,未能赶上古文运动的高潮,然而他以韩、柳为楷模,学习、继承、维护、发展了古文运动的传统和成果,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古文,使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前人对此已有所揭示。

寻找作者心灵的证据——《登泰山记》情感品读

《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情”往往被视为文章的灵魂与命脉,因此,读古典散文,紧要之处便是体认作者独特的情感经验。但是,作为散文的《登泰山记》自面世以来便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清人蒋湘南批判这篇散文“井底看天,岂无珠斗,转笑岱顶,空立搔首,其弊也醉”[2]。

汉代经学师法与家法问题探微

师法与家法是汉代经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著《经学历史》所作解释,是迄今最为通行的看法,代表了晚近以来经学史的常识性观点。论文首先对清代经学论述进行回溯,考证皮氏之说源出乾隆时著名学者王鸣盛;其次根据汉代史传记载,指出师法与家法之间不存在源流关系,皮氏所谓'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的说法为误;进而提出师法与家法二者的意义层次不同,师法为泛言,与师道、师言、师说同义;家法则有实指,指学者治经别有创获,独创一家之学,其一家之经说,即为一家之家法;西汉时期经学家法流行,而东汉博士的家派多不能查明,除了史料阙略的原因之外,并提示了汉代经学由专门走向兼综的历史趋势。

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泷冈阡表》是术代杰出散义家欧阳修的名作之一。这篇墓碑碑文通过对他亡父欧阳观事迹的记叙,抒写作者的哀悼之情和褒扬先人之意。它是在初稿《先君墓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先君墓表》